《光绪石门县志》首卷“天章”中有一段记述，与康熙南巡有关：

　　圣祖仁皇帝御书：赐副都御史吴涵“风霜之任”匾，康熙三十八年。赐刑部侍郎吴涵“慎行堂”匾，康熙四十一年。赐太仆寺卿劳之辨诗幅：“客去秋林中，河际石滴响。好随飞鸟归，一路山烟上。”康熙四十一年。

　　赐石门县知县张延采诗幅：“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间。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康熙四十二年。谨案延采恭摹勒石于皇华馆亭内。

　　赐山西汾州府知府沈宁诗幅：“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康熙四十二年。谨案宁恭摹厅额于东獄禅寺。

　　赐内阁中书吴之振，临董其昌诗幅：“夜雨连朝春水生，娇云浓暖弄微晴。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康熙四十四年。谨案之振恭摹勒石于黄叶村庄。

　　赐大理寺寺丞仍支正四品俸顾镡诗幅：“美禄与贤人，相逢自可亲。愿将花柳月，尽赏醉乡春。”康熙四十四年。

　　赐御史吴震方唐人诗一首：“朱栏映晚树，逢花饮一杯。还似钱塘夜，西楼月出时。”康熙四十二年。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其中第三次南巡在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至五月十七，第四次南巡在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至三月十五，第五次南巡在康熙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三至闰四月二十八，时间上正好与《光绪石门县志》首卷“天章”中所记康熙帝赐给臣子匾额、诗幅的时间相吻合。

　　康熙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召见还乡旧臣或亲临他们的府第，通过御书碑文、匾额以及赐予诗幅、手卷等方式表彰忠臣、奖掖廉吏。

　　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十二前后，康熙南巡途经石门县城，亲临副都御史吴涵的府第，赐给他匾额“风霜之任”。吴涵那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作为康熙皇帝的重臣、耳目，随驾南巡是合情合理的。康熙皇帝赐吴涵“风霜之任”匾，正是对他任佥都御史期间恪尽职守的恩赏。

　　笔者推测，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三前后，康熙在石门县署衙门正堂集体召见了吴涵等四位还乡的石门籍官员，而石门知县张延采原本不在召见之列，因借用县署衙门正堂顺便带进，一并赐予匾额、诗幅。

　　康熙赐刑部侍郎吴涵“慎行堂”匾，是在康熙四十一年南巡中断期间所写，吴涵当时的官衔为刑部侍郎。次年康熙第四次南巡时，吴涵改任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才受赐“行堂”匾。据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二记载，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吴涵以会试总裁官的身份随康熙大驾南巡。

　　在康熙第四次南巡期间，劳之辨时任太仆寺卿，负责康熙皇帝出巡时调配随从人员、车马的先后顺序等事务，是康熙皇帝南巡的随驾近臣，途经石门县城回乡受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携李文系》卷三十一辑沈宁撰《平遥县志序》记载：“沈宁(清)字心涯，石门人。康熙九年进士……授云南升化府知府，四十二年调山西汾州府知府。”沈宁调任时顺道回石门县城探亲，此时适逢康熙皇帝集体召见石门籍老臣，沈宁才有幸获赐御书唐人王维诗幅。

　　被召见官员中有位罢官归乡的旧臣吴震方，《光绪石门县志》记载：“吴震方……由翰林改陕西道监察御史……鲠直敢谏，以参斗弊罢归。家居著述为事，尝辑朱子论定文抄进呈，蒙复原官。”《香祖笔记》卷二记载：“康熙二十七年，监察御史吴震方曾参劾大学士明珠结党营私，后被明珠察觉，即令借事排陷，罢官归乡。康熙四十二年(此时明珠已被削职为民)圣祖南巡，至江南，诏起用原任……御史吴震方等原官。”对吴震方的这两处记载可相互补充，吴震方被罢官与重新任用的缘由便一清二楚。

　　康熙第五次南巡，到石门县城召见内阁中书吴之振、大理寺寺丞正四品顾镡并赐予诗幅。吴之振彼时并未出仕，康熙为何要召见他？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推测，原因如下：1671年八月，吴之振携自费选编刻行的《宋诗钞》入京。百余部《宋诗钞》分送名流大家，此举轰动京师。康熙皇帝喜爱诗词，应对《宋诗钞》有所耳闻，而且很可能读过。因此，康熙在召见吴之振时，专挑入选《宋诗钞》的北宋诗人苏舜钦《初晴游沧浪亭》一诗，应时(清明时节)即景(黄叶村庄)临摹董其昌诗幅赐予吴之振。此外，康熙二十九年，曹寅在苏州织造署筑“怀楝堂”，以《楝亭图》遍征文坛名流、友人题咏纪念其父曹玺。吴之振在次年春作《题曹子清工部<楝亭图>》：“画舫听歌记夜分，深杯细语蔼春云。文章重见波澜阔，要褭行空更不群。”吴之振在写给曹寅的诗中自注：“两晤尊公于胥关，谈饮甚畅。”尊公指寅父曹玺，胥关指苏州胥门驿馆。可见，吴之振与曹玺、曹寅父子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曹寅之母孙夫人是康熙之保姆，曹寅从小又是康熙的伴读，关系融洽、亲密无间。所以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府。由此笔者推断：曹寅在与康熙交谈中，极有可能向康熙介绍了吴之振的情况，才使吴之振有幸获得康熙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