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爸爸个头才一米七，而且他的背早在我记事起就已经有点驼了，可在我的心中他是那么高大。人生就好比那辽远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汹涌彭湃，我们的家好比那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全靠着爸爸这个舵手把准方向。

　　我爸的身体一直很单薄，我脑海里有两幅画面最清晰：在那温饱还成问题的六十年代，年幼的我跟着骨瘦如柴的老爸，看他弓着背挑着粪桶去施肥；还有一幅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忙日，我家往北一里的一坂田里，大家都在挥刀割晚稻，我爸因为劳累过度老胃病发作吐了一大滩血，被送回家躺在床里，我妈哭着为爸爸准备去医院看病用的衣物，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恐惧，感觉好像天要塌下来了！从那时起我常常担心着爸爸的身体，看着爸爸为了我们三个“蝗虫”能吃饱饭健康长大而日夜操劳，心里常常很不安，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就很懂事，总是一起干家里的各项农活。我一生的吃苦耐劳的品格都是我的父亲言传身教造就的。

　　爸爸不善于表达感情，但是他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家里穷，买不起小菜，我爸就为我们煎“假蛋”，就是拿面粉和水调成糊状，再下油锅煎成小饼，然后放入水、葱花和盐。热腾腾的假蛋端上桌来，香得我们三个抢着吃，根本没有父母的份呢。家里的衣架、蒸架、扁担、畚箕、箩筐、大大小小的篮子、凳子、椅子都是我爸亲手做的。他一有空就忙着把玩他那些自制的工具做这做那，他的创造性是我至今也佩服得不得了的。

　　凭爸爸小学毕业这点文化，竟能胜任生产队的记账员和植保员。

　　做记账员那会儿，他白天要弓着背和大家一样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晚上常常忙到深夜，就着烛光(后来是黄黄的电灯泡)划划写写，还不停地拨弄着旧得发白的算盘珠儿。单凭这一点，我们打小就很崇拜老爸。我们村里没几个会拨算盘的！这也是队里照顾我爸的身体才给他的“美差”。再后来改任植保员，他常常带我去大队开会。记得自己安安静静坐在会议室里，没影响他们开会，还记得爸爸一手抱着坐在他膝盖上的我，一手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很多符号。也不会忘记，爸爸的双手因为整天与农药打交道而发了严重的皮肤病，一层层脱皮，许多处裂开红红的口子。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最要紧的是造房子，为子孙后代造福，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和期待。我的父母接过的只是祖辈分给的半间柴屋，他们两人又盖了一间泥墙茅草屋做卧室，这样起的家。每到冬天北风刮起前，爸妈的必修课是编草扇，再由爸爸沿竹梯扛上去整修茅草屋顶，几年后千辛万苦总算把茅草屋改建成了砖墙瓦房，墙壁是一家人四处捡来的碎砖石和着泥砌成的。可这让我们全家为能住上房顶有天窗的新房子而自豪了很久。再后来，我们姐妹已经上杭州念大学去了，爸爸领着妈妈和弟弟，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和全村人一道，做瓦片奔小康。经过努力，造起了两间二层楼房，弟弟还买了辆二十八寸自行车，开心得来。一听说姐姐要回家，他就跨上自行车往车站接人。我们姐妹刚工作时，爸爸打来电话，家里又要造房子了，这一回要造的是三间三层楼房！爸爸声音里带着忧愁和兴奋双重感情。是啊，如此单薄的背要承担起这样浩大的事业。那是父母大半生以不屈不挠的执著奋斗换来的巨大收获。

　　我的父亲虽然不太爱说话，但他会唱戏，还自己做了把二胡，空下来会自弹自唱。最回味无穷的是我爸带着我和妹妹，摇着小船去离我家十几里的小镇屠甸割草，忙了一天满载而归时，已经是明月高悬，知了竞唱的夜晚。我们的小船随着唉乃的橹声，荡漾在幽暗的河面上。我们姐妹都太累太困了，我爸一边摇着橹，一边为我们唱歌《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杨乃武小白菜》。我们听不太懂歌里的故事，爸爸的歌声却像摇篮曲，让我们卸去了一天的劳累，觉着心情舒畅，惬意温馨，不久就头枕着那一船清香的草垛，晃晃悠悠进入了梦乡，而船正稳稳当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