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文革”尚未结束。我读初中，上学虽没如今那么枯燥，但也不是有趣的事儿。我们唯一期盼的是野行，跟后来的春游差不多，但不尽相同。春游是乘轮船或坐汽车的短暂旅游，游山玩水，看风景；野行是一路步行，沿路虽也能看风景，但最终目的地是工厂或军营。那时提倡“学工，学农，学军”，学生走进社会，向工人、农民和军人学习。

　　作为农民的孩子，学农是分分秒秒的事，大可忽略不计，尽管也学，大多在小学，老师们带着大家。几个班的学生，赶鸿鸭一般，叽叽嘎嘎涌向田野，拾麦穗或拾稻穗，嘻嘻哈哈，吵闹一番，就回，没啥意思，而学工和学军就不一样了。

　　七二年，石门公社初中，读初一，学工，目的地崇德农药厂。

　　那是春天的一个早晨，天气晴好。全校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前面红旗开路，几百学生摆一字长蛇阵一般，从石门出发，沿运河西岸向崇德进发。虽然老师昨天就强调，野行要像解放军一样，得有纪律，但“长蛇”游过南高桥，就沸反盈天了。怪拉吵的学生早叉到田畔地里去采蚕豆耳朵，或捉野蜜蜂；有的掐了根麦管做麦哨，吡吡乱吹一气；还有的折片毛草叶，夹在两拇指的缝槽中，呜哇呜哇学婴儿的啼哭。一时间，笑声，尖叫声，口哨声，麦哨声，婴儿的哭声，响彻天空，飘荡在古运河的两岸。

　　石门到崇德有两九路，约十公里，中间有个九里亭。队伍行至九里亭，短暂休息，继续向南，到三里高桥，崇德就看得见了。至于后来如何参观，又如何回家的，我都忘记了，但这次学工的事，留在了我美好的记忆里。

　　学军，只一次，好像是七三年，也是春天。大队里办了农中，父亲看我长得体弱，让我留了级，在村办中学继续读初一。我们一个班师生，跟随公社中学大队人马，去濮院飞机场参观，学军。一行人沿古运河北岸向东，过单桥，穿过梧桐镇，走三二〇国道，到濮院三中过一晚上(自带被包，没随身背，由大队开小轮船送去)。

　　第二天一早，整肃立队，离开濮院，继续沿国道行走。这条国道据说还是当年日本人侵华时所筑的路基。说是国道，也仅是两车道的简易公路，因为昨晚的一场雨，坑坑洼洼的路面积满了水坑。我们先是靠路的一边行军，走着走着又如鸿鸭一片，叽叽喳喳散满了整条公路。过往的汽车很少，解放牌的大头车，东风的平头车，是运货的，还有是火车面包似的客车，躬着个背，像只大乌龟，一路上没见一辆轿车。稀稀落落的车子嘀嘀不停地叫着而来，人群就像河中的水葫芦一般，慢慢地退到两边。汽车速度不快，放着油屁，从我们身边开过。几个捣蛋鬼便追着车子跑。有个叫王炳福的同学跑上去，一蹿，吊上了一辆卡车，被老师一顿臭骂。他跳下来时，车的后轮刚好轧在水坑里，溅了他一身泥浆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他不哭，反倒露出两颗龅牙，嘻嘻傻笑。我虽也想撵着汽车跑一阵，可新买的球鞋，脚后跟昨天就打起了泡，现在是趿拉着鞋走路，倒是安分了。

　　濮院机场是个军用机场，大门口有两个解放军叔叔端着枪站岗。同学们到门口就不敢造次了，齐刷刷列队进去。接待我们的解放军干部，带我们来到一个大礼堂，先听报告。有一个英雄的故事，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就连英雄飞行员的名字还记忆犹新，好像叫王庆云。他在一次执行飞行训练时，飞机空中故障，为了躲开一条高压电线和一个村坊，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放弃了两次跳伞的机会，最后光荣牺牲。

　　报告会结束，我们来到机场，实地观看解放军飞机起降。我们站在机场东边的草坪上。这里，停着两辆废弃的坦克，好像是苏制的那类，还有三架旧飞机，应该都是美式的，其中有一架是双翼的。这些，我在电影里都看到过，而如此近距离观看，甚至可用手触摸到，真的很震撼。然而，更让我难于忘怀的是，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起降场面。以前，我们也时常看到这种飞机，但只是仰起头，才看到一个小银点划过天空。而现在只隔了一个大草坪，就几百米距离。隆隆的轰鸣声，空气都在战栗。那呼啸而去，鹰击长空的雄姿，那俯冲而下，鲲鹏归巢的架势，足于让我们每个孩子热血沸腾，青春飞扬。

　　野行的那些事，很久远了，但一旦想起，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我想，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朴素、最接地气的爱国主义教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