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著作《红楼梦》里，有这样的叙述：已是腊月，离年日近，贾珍命贾蓉道：“你去问问你琏二婶子，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了没有。”可见，从古至今吃年酒，都是过好年之后的春节里。而现在，刚过“腊八节”，手机里便不断响起叫吃年酒的邀请。年前年后，皆谓年酒。有人叫好，新年好白相，打牌搓麻将；也有人抱怨，春节里不拜年，冷冷清清不像过年。

　　这抱怨也许来自怀旧。回忆起我们小时候，新年里跟大人去做“客人”，即现在的吃年酒，是最开心的事情。然而，那时物质匮乏，所谓“年酒”，说出来恐令年轻人难以置信。桌面上一块红烧肉，一个红烧鱼，是不能动筷的，被称之“看肉”、“看鱼”。乡下还流传过一个笑段子。老底子一户苦人家，来了客人，向邻居借了一块“看肉”作摆饰。当女主人出来叫大家吃菜时，岂料她儿子实话实说：“阿拉肉勿吃，借来的！”羞得他妈，无处搁脸。事后，可怜的小屁股，被抽得皮开肉绽。这都是贫穷惹的祸。

　　可随意吃的，就那么几碗粉丝大白菜、大蒜烧笋干。因为当时做客人，无论远近都要步行，所以有句调侃的顺口溜：“走得腿光酸，吃点老笋干！”如果亲戚家，有腌猪头肉，或白斩鸡，便是美味佳肴了。但是，鸡肉虽好，不能贪嘴。妈妈在临行前再三关照，鸡肉只能吃一块，人家一只鸡，要请一个正月呢！原来如此，难怪大人们总是夹过来又送回去。

　　要说开心，在于拜年时的那份心情。印象最深的是与妈妈去外婆家，一进门，便看到外婆高兴得眼角笑成两朵花。接着拿出铜火炉，叫我烘脚，又端来镬糍汤，放到我手上。喝着热气腾腾的糖汤，一股暖流涌动全身。吃过中饭，围坐在大门口晒太阳，外婆又捧出香喷喷的南瓜子、烘青豆。左邻右舍走拢来拉家常，隔壁大舅妈，抚摸着我的新剃头说：“一年勿见，长了较关(土话：很多的意思)！”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夕阳西下离别时，虽无“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却有外婆早已染好的红蛋、甘蔗，塞进我的口袋。她伫立路口，目送我们，直至消失在苍茫暮色中。这种人间真情，是任何山珍海味所不能替代的。时隔几十年，魂牵梦萦，无法抹去。

　　成年后，我去外婆家的兴趣，转移到了长我八岁的表哥身上。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其心地善良让人感动。80年代初，在大麻菜场拾到一百多斤粮票，他蹲在原地，直到失主啼哭而来。因为有喝酒的嗜好，故每年腊月，会自酿一大缸新糯米做的米酒。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生活条件有所好转。我每年趁春节假期，必去乡下表哥家拜年。他知道我也好佳酿，所以见我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去灶间烫米酒。小菜也少不了鱼和肉，还特别留着最好的下酒菜，鸡头、鸡爪、鸡翅膀。一杯杜搭酒下肚，香醇甜糯，我说城里变化，他讲田里庄稼，真是酒逢知己，但恨日短。

　　再说老底子吃年酒，时间跨度特长。一般要从大年初一，一直吃到正月十五元宵才告结束。这里也有原因，因为正月里，天天可能有客人来，只能由男人先去拜年，女人留在家中烧菜招待。直到初十来边，数数亲戚都已来齐了，家里的女主人才开始走动。而小孩先跟爸爸去，又趁机跟妈妈做“客人”。这种到同一家亲戚，吃二趟年酒的行为，被戏谑为“削二遭地”(第二次锄草)。小辰光最忌这句话，被谑者难为情得面孔绯红。更有尴尬事，有一次，有位女客去拜年，已是正月十五，被村上一个绰号叫“细毒头”的看到，竟然连奔带跳地呼叫：“正月半，客人来吃只卵(意思是没有小菜好吃了)。”遭到旁人的训斥：“再烂讲，抽你！”那女客也认为他是神经病，不以为然。

　　缘于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大批劳动力进厂务工，由此生活节奏加快，春节里也只有四至八天有限的假期，人们对摆年酒的形式，作了相应的调整，从原来的随到随请，改为预约通知，将亲戚朋友，集中一次或两次，请来吃年酒。不变的是时间，仍在年后春节里。一般人家，早作准备自已烧，小菜还是传统鸡鸭鱼肉，生活尚为拮据，只求经济实惠。

　　现如今，人们的餐桌上，天天如过节。所以过年时，特别是年轻人，对玩乐的追求已胜过吃喝。为了在新年里轻轻松松地玩一把，就催生了将摆年酒的时间大移动的“新生事物”。如今，年前十二月里办好年酒已成常态，更有甚者，怕请不到好厨师，已有赶在十一月份的先例了，也名为“年酒”。

　　不管贬褒如何，存在的总有道理。但现在的年酒，不断升级，大有攀比的趋势。不少人家，场所从家里移到了大酒家，档次从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小菜从蹄子酥肉上升到进口海鲜。河蟹甲鱼已嫌过时，澳洲龙虾才显阔气。这似乎偏离了年酒的本意，因为年酒，聚的是亲情，并非菜肴的比拼。

　　灯火辉煌的酒家，人头挤挤的大厅，桌上围坐着不太熟悉的客人。要想与亲戚家的主人说说话，他却忙于应付吃年酒的来宾。尽管佳肴如山，贡酒馨香，总觉得拘谨，放不开。虽有美味，少了年味；虽有佳醇，少了乡情。但我知道，这种遗憾，也许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如同新农村建设中，消失的老房子、老桥、老路一样，只留下记忆，成为永恒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