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年伊始，用不着带上礼品，挨家挨户，给长辈们拜年了。好多人家在年前，办喜酒似的，邀请所有亲戚提前吃年酒。到时，主东家腾空房子，打扫卫生，请来厨师，借来桌子和碗筷，买来荤腥菜蔬和酒水饮料，前前后后忙忙碌碌两三天。这样大规模宴请，不会每年举办，一般隔年操办。年前办酒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客人重叠吃年酒，二是小菜比节后更便宜。故农村习惯于提前办年酒。

　　我家早在二十年前，父母随我们来到县城后，没有正儿八经地过过年，也没有办过像样的年酒。前几年以补办蹄子酒为名，请了十来家近亲戚，在红杉邨订了五桌酒，可是，红杉邨受包厢限止只能摆四桌，无奈将一只十人桌改成二十人的大圆桌，配菜时我关照餐饮部老金，大桌除了“四大件”(蹄子、鸡或鸭、鱼和酱焖蛋)再加几碟炒菜，老兄说不需要增加，碗头盛满点就可以了。结果厨师忙于烧菜，哪有心思考虑大小桌，结果造成碗底朝天的尴尬局面。当时，最对不起的是耄耋之年的娘舅和舅妈，他们平时不出门的，难得出来一趟，竟然饿着肚子回家了。

　　小时候的过年，是真正的过年。吃过腊月廿三赤豆糯米饭后，父亲摘一把带竹叶的竹梢，绑在长竹竿上，然后头带箬帽，身穿蓑衣，对厢房、灶间、楼底和楼上，包括猪羊棚窑茅坑头进行一次大扫荡，把家里的长脚灰尘和隔年蚊子统统清理干净，在清爽大吉的房子里过一个新年。当然，家家户户还要打年糕、酿米酒和杀猪宰羊。

　　酿米酒时，父亲将常年摆在天井口养黄鳝的缸洗净擦干后，移至东厢房与灶间门口角落里，然后借蒸笼，蒸糯米做米酒。父亲每次做米酒，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三天后会品尝到自己的“美”酒。紧张的是，担心又一次劳民伤财——做坍台。让我捉摸不透的是，父亲喝酒的水平算得上是高手，但每次酿酒心切，屡战屡败。其实，酿造米酒的工艺并不复杂，蒸透糯米，拌匀酒药，掌握好酒缸窝的温度。父亲每次做酒时，总是用很多柴禾，将酒缸焐得很热，其目的急于求成，把今天注入的河水，明天就变成辣味味、甜滋滋的米酒。所以，父亲酿出来的酒，颜色像牛奶一样白乎乎，味道似杨梅一般酸溜溜。

　　杀猪，除了杀病猪斩死猪外，一般像模像样的人家不会小家之气土弄弄，都会大大方方掏腰包请客手——屠夫。屠夫脚穿血迹斑斑的高筒靴，胸前挂块油腻腻、亮光光、血腥味十足的人造布围身。老兄捋起袖子，丢掉含在嘴里的半支香烟，咬着两根脏兮兮的麻皮绳，摩拳擦掌地跟着主人转弯抹角来到臭烘烘的猪棚头。

　　平时贪睡的猪猡非常敏捷，突然闻到一股同胞们的血腥味，立即起身并沿着猪圈奔跑起来。见陌生人一脚跨进它的领地，猪猡开始狗急跳墙，屠夫眼疾手快，一把抓住猪猡的一条后腿，将一百二三十斤的大毛猪拽倒，分左右两对前后脚对捆，捆牢后抬到稻场上那只条子凳上，把一对猪脚插在凳板头下方，户主双手使劲地揪住沾满猪粪的猪尾巴。屠夫抬起左脚踏在凳板头上那对猪脚，左手捏紧叫得撕心裂肺的猪嘴巴，右手握着锋利的尖刀，对准猪脖子，一刀刺进，顿时鲜血直喷。猪血流淌到摆在凳子下的钵头里。放血后，把气血全无的毛猪抬进缸里，户主手忙脚乱地提着提桶，跑进跑出打开水，一桶一桶地往缸里倒，在浸泡过程中，防止烫伤猪身。屠夫冒着八九十度的高温，时而抓起猪头，时而拎起猪脚，做着拎起来放下去的连环动作，褪毛猪。

　　褪了一段时间，屠夫试拔猪毛，到时在猪的一条后腿上割开一块皮，用一根类似于乌木秤杆的铁条插入口子，往猪身四肢捅几下，捅得皮膜分离，接着左手抓住猪腿，右手拉着那块猪皮，贴着嘴巴用力猛吹。顿时，屠夫喷红面胀的脸色越来越红润，类似于庆典气球的白猪越来越肥大，胖乎乎的猪猡油光发亮并四脚朝天地敞开着。这时，屠夫用绳子将口子扎实，用刮毛刀刮毛，将整只猪身刮尽后，拿出乌光油亮的拳头石，把眼圈四周皱褶里的猪毛敲干净，然后从雪白粉嫩的肉猪身上砍落猪头(称元宝头)，用于请年菩萨，再落下项圈(脖子)，接着两人合力，将血淋淋的无头猪身倒挂在五关木梯上，开膛破肚，挖心肝，取肺叶，剥离圆鼓鼓的肚子，让大小肠子流落到早已放在木梯下面的大脚桶里，屠夫将五脏六腑分门别类后，开始翻弄臭烘烘的猪大肠，看他处理小肠最简单，像船夫收纤绳似的，将二十来米长的肠子收成一整圈，一刀割断，顺畅流空粪便后，在褪猪缸里沉几下，算是清爽大吉。处理猪肚也省力，他左手拎着“包袱”，右手拿着尖刀，走到粪桶旁边捅一刀，抖一抖倒出前天晚上吃的猪饲料。接着把肚子翻个面，拿到褪猪缸里沉一阵，最后将猪身放进摊在地上的蚕匾里，落下四只蹄子，砍成几方肋条，整个过程不会超出四十五分钟。

　　我九岁那年，受郭老师的影响，便悄悄地喜欢上画画。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用心苦练的同时，向父母伸手要钱，购买学习用品。为此，母亲给我出了个生财的好主意，让我到寄拜娘娘(母亲干妈)家去过年，且连续过上三个大年。

　　除夕当天，我左手拎捆韭黄，右手提双带着母亲体温的新布鞋(大年初一穿新鞋)，独自一人，走过一段荒凉无比的坟地，经过一个养有一条凶猛逼人、汪汪直叫的大黄狗的村庄——钱王村，然后到达西厚阳寄拜娘娘家。

　　吃年夜饭时，和寄拜爷爷同坐朝南位子的寄拜娘娘，让我给长辈们斟几回酒。当时寄拜娘娘年纪不算大，喝的又是自酿的米酒，在整个席间，我几乎沿着八仙桌转个不停。到西厚阳过年的目的非常明确，不仅收到寄拜娘娘沉甸甸的一元大红包，还有嫁在本村东队的寄拜娘娘大女儿——初琴恩娘也会送来一包压岁钱。不要小看一元钱，家里向生产队借用五元钱，足够过好一个新年了。

　　吃过年夜饭，大家兴致勃勃地站在廊屋头，仰头观看云龙阿伯和明芳阿伯放炮仗，听到八声响彻云霄的“嘣——啪”和一串“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顿时，稻场上硝烟弥漫，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扑鼻而来。兴犹未尽的全家人转身进屋，围着擦得锃亮的八仙桌对号入座，在昏暗的白炽灯光下，一边嚼着暖色甜意的芽蚕豆，一边聆听寄拜娘娘讲故事。

　　大年初一早上，穿上一身略长的北京蓝土布衣裳和母亲孤灯熬夜做成的新布鞋，双手插在裤兜里，一手捏着那张软绵绵、焐得发热的钞票，欢声笑语地出市游玩。来到翔厚小镇后，一头钻进文具店里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时的学习用品比较便宜，画图纸两角四分，炭笔八分，大头橡皮九分，花完一元钱，足够在简陋的画桌上，释放积压已久的“创作”欲望。

　　现在，过年的色彩确实淡化了，除了七天长假和央视的春晚，再也体味不到小时候过年的氛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