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丰街南北走向，南起福兴桥(即宫桥)，北至常丰桥(即应家桥)，千余米长，西临车溪市河，上、下岸两排具有晚清、民国风格的木结构老房子，都是一楼一底，街面是不宽的，以前街面铺着一米长的青石板，抬头仰望，两排整齐的屋檐向南北延伸，中间留出一道尺把宽的天空，阳光就从这条缝隙中倾泻下来，照在青幽幽的石板上。

　　下岸有好几个比较有名的厅院，至今还保存完好，譬如宫桥北堍原南栅小学的张家厅，由张同盛商行(洋行)老板张厚堂于光绪末年所建，共五进。原文具店的沈家厅(茅盾老师沈听蕉故居)。应家桥南堍的阮恒德药店，是由宁波人阮如懿于嘉庆十八年(1813)在崇德宫(即南宫)附近开业的中药饮片店，太平军之乱时该店全毁，尔后在应家桥南首重建。往南是徐氏汇源当铺，再南隔壁，是卢家厅(民国财政部次长卢学溥)。

　　汇源当铺的临街面房，只有一楼一底，走进甬道是天井，过天井便是一扇石库门，大门用厚实的银杏木制成，外包铁皮，内有坚实的门闩和落地闩，外人很难破门而入，还连着一垛非常高的院墙，门楼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院墙里边才是厅房。民国时的汇源当是二埭三进，业主为徐氏后裔徐霭人。乌镇临近太湖，老底子太湖强盗多，支派繁杂，时常骚扰附近乡镇，所以一些富户在选择宅院时往往不是单家独院，而是隐在寻常人家中，站在外面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进入后才是高墙门，一进二进，更富裕的人家筑有三进四进，甚至六进七进，层层封锁，既防盗又防火。

　　汇源当铺以前是常丰街162号，是个大宅院。据卢学溥《民国乌青镇志》载，清代乌青镇共有13家典当业，清末的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剩下5家，汇源当便是其中之一，由一向以好做善事而闻名的乌镇首富徐东号第九世徐焕藻于光绪年间创办，一直至抗战沦陷后中止营业。茅盾于1932年所作散文《故乡杂记》里，这样写道：“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票；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票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日军飞机轰炸乌镇，一枚燃烧弹投中汇源当铺，大火延烧难以扑救，只剩下沿街房舍和头埭店厅，但围护的高墙却阻止了大火向邻居蔓延。

　　解放后，常丰街162号改为乌镇邮电支局的营业场所，临街面房楼上住人，楼下改为甬道，走进石库门是一排五开间的厅房，楼上是职工宿舍，楼下作营业用房。1984年，在厅房后面的院子里建造了一幢三层家属楼，底楼二间用作办公室和话房(那时还不是程控电话)，围护的高墙只剩下东、北两垛墙，我家也从西大街搬到常丰街162号的邮电宿舍。我常伫立在3楼阳台上，望着这个大大的黑漆高墙下的院子，遐想着那个年代里所发生的事情，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沉淀下来，月光冷冷地照在马头墙上，寂静的大院显示出某种神秘的色彩，从阳台往南望去，绵延起伏的民居屋顶犹如黑色的海潮。1990年，邮电支局搬迁到子夜路，直到1995年，原邮电支局营业房楼上的职工全部搬出，这幢老房子归还给房管所。不久，经过改建变成了一楼一底的格局，陆续有几户居民搬进来。1998年，子夜路邮电大楼后面新建两幢宿舍楼，我家又搬到了子夜路邮电宿舍。搬出不久，适逢乌镇旅游开发，常丰街老邮局内的几户居民也迁出厅房，经整改后恢复了汇源当铺，作为一个参观的旅游景点。

　　典当业是一个特定年代的产物，对我们这一辈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知之甚少，因此，常丰街这个汇源当及典当博物馆让我们知道了不少典当业的情况。一走进汇源当，便是高高的柜台(1.8米)，这是出于谨慎考虑，怕顾客情急殴斗，人站在柜台外必须仰头递交当物，而柜台内设踏板，高四十至六十厘米，踏板上，分左右设置四个长腿高凳，是学徒按等级固定的座位，待验过当物，便向朝奉高声唱票，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白景琦去当铺当一件全新皮毛衣时，掌柜朗声喝道：“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棉烂袄一件！”当铺职员分学徒、朝奉、大先生和经理四等。茅盾的老师沈听蕉曾由卢学溥介绍进汇源当任过一段时间的大先生。汇源当楼上陈列着有关当铺的简介、典当条规以及当票的写法等内容。从楼上的后窗向外看，我原先居住过的三层楼房还在，现在开了旅馆，通道直接通向新华路。

　　常丰街汇源当铺，我曾经住过14年的地方，那里给我留下了无限美好的回忆。一些不经意的事，时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恍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