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与茅盾均出生于乌镇，少年时又都因外出求学而作别故乡，最终都在各自的文学艺术道路上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两人年龄相差三十一岁，属上下辈，有关他们的关系，目前见诸描述性文字的大都舛误，不明就里。为避免以讹传讹，现综合各方资料，条分缕析，以还原事实的本真。

　　木心少年时就在乌镇见过茅盾

　　多篇文章中说木心与茅盾有亲戚关系，甚至不少人说他们是“远房叔侄”、“远房亲戚”等，其实是误传。这种有意借茅盾盛名来抬高木心家世的做法其实是木心最反对的。

　　2006年3月，回国前，木心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曾进的访谈中就明确澄清了自己与茅盾并无亲戚关系，他说：“茅盾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见过面。但他不是我的远亲，我们只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已。他有名气，但待人谦和，所以当时的文学青年都来拜访他，出了书都请他指教。我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

　　按照以上木心的自述，他在上海与茅盾见过面，但并未说起他第一次见到茅盾的时间。其实木心最早见到茅盾，应该是在乌镇的少年时。这可从茅盾回故乡的行踪和木心的《塔下读书处》一文得到印证。

　　茅盾在作于1980年的《可爱的故乡》一文中交代：“1913年夏，我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为了报考北京大学预科，我离别了故乡。后来，生活、工作、斗争的需要，竟使我再没有回归故乡。在二三十年代，我还间或回家乡探望母亲，而1940年母亲的去世，终于切断了我与故乡连接的纽带；那正是风雨如磐的年代。”

　　1932年，木心六岁，已进入乌镇东栅集贤小学就读。本年茅盾两次回乡，五月那次是将母亲从上海送回乌镇，回上海后根据这次回乡见闻写成《故乡杂记》。8月那次是因为祖母去世，携夫人孔德沚及两个孩子回乌镇奔丧，后又根据此次回乡积累的素材写成《春蚕》。

　　1933年，木心七岁，父亲去世。本年7月下旬，茅盾携全家回乌镇参加祖母逝世一周年的除灵埋葬仪式，呆了一周时间。

　　1934年，木心八岁，已开始习画。本年春茅盾再次将母亲从上海送回乌镇，并请泰兴昌纸店经理黄妙祥负责翻修老屋后院的三间平房，茅盾还亲自画了一张新房草图。秋后房子修好，茅盾亲自回乌镇验收。

　　1935年，木心九岁。本年9月茅盾回乌镇住了两个月，创作了中篇小说《多角关系》。

　　1936年，木心十岁，曾一度到祖籍地绍兴。本年10月14日茅盾回乌镇，约呆了十天。期间痔疮发作，不能行动，以致在得知本月19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也无法赶回上海参加鲁迅的治丧活动。

　　据茅盾回忆，1930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其母陈爱珠“就迁回乌镇定居，但每年必来上海过冬，因此我每年至少要回一次家乡，或者接母亲来上海，或者送母亲回乌镇。每次大约一周至十天左右”(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之后，因抗战的爆发，母亲的去世，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茅盾辗转奔波，从此再未回过故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木心作《塔下读书处》一文，记述了他对茅盾的印象、评价以及彼此间曾有过的交往。其中谈到抗战后木心到上海求学，一次黄妙祥的独生子阿全自乌镇来，约木心去茅盾家“叙旧”，当木心表现出不大乐意时，阿全再次鼓动说：“雁冰还记得，我提起你，他说‘是不是那个直头直脑的’。”(木心《塔下读书处》)可见他们一早是见过面的，况且木心还记起曾问过茅盾“是不是在日本真的开过豆腐店”这样的问题。

　　根据以上对茅盾回故乡行踪的梳理和木心《塔下读书处》一文中的描述，木心确曾于少年时就在乌镇见过茅盾。当时木心称他为“德鸿伯伯”，但这只是邻里之间的一种亲昵的称呼，并不能说他们之间就有亲戚关系。由于木心当时年龄尚幼，交往和交流一定不会深入，彼时茅盾在木心心中更多的是邻里“口碑上”的印象：

　　当已经成名的茅盾坐了火轮船，卜卜然地回到故乡乌镇，从来惊不皱一池死水，大家连“茅盾即沈雁冰”的常识也没有，少数通文墨者也只道沈家里的德鸿是小说家，“小说家”，比不上一个前清的举人，而且认为沈雁冰张恨水顾明道是一路的，概括为“社会言情小说”，广泛得很。

　　茅盾给木心留下清晰印象的，还是木心在上海求学期间的两次见面。木心说是“在文艺界集会见到茅盾先生”，感觉“老了不少，身体还好”。考察茅盾的履历，他1946年6月初由香港回上海，住在山阴路大陆新村。木心所说的“文艺界集会”应是本年10月19日下午于辣斐大戏院(后改名长城电影院，已拆除)由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等十二个文化团体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此次集会是鲁迅逝世十年来上海举行的第一次正式的也是最隆重的纪念活动，一时名流云集。

　　此次集会很多人都发表了演说，其中尤以周恩来的出席和演讲影响最大。茅盾演说时因是乌镇口音，特别是“兄弟，兄弟”的口头禅给木心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当他与阿全到茅盾家再次见到茅盾时还就其演说时的“窘困之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是希望茅盾有办法摆脱演说时吃力的困境。

　　1946年木心已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就读，此时上海美专的学生运动异常活跃，作为学生会骨干的木心亦积极参与其中。据现有资料显示，本年4月，陈沙兵、葛克俭、夏子颐在上海美专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美专党小组。在党小组的引导和组织下，上海美专的学生举行和参与了一系列的进步活动，其中一项就是结合中国木刻协会的活动，组织学生参加了鲁迅逝世十年纪念大会。木心作为活跃分子随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此次集会。

　　茅盾的藏书让木心受用一生

　　木心与茅盾见面的次数不算多，两人的交流亦十分有限。但有一件事令木心受用一生，那就是木心在乌镇时频频到茅盾家中借阅藏书，“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木心《塔下读书处》)。据木心自述，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茅盾书屋见到过北欧的译本，也就是说借书的最早时间是在三十年代。

　　少年木心痴迷于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用他的话说少年时“我的‘自救’，全靠读书，‘书’是最神奇最伟大的”(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他一边在家人和家庭教师的指导下系统地阅读传统经典，同时从茅盾的藏书中读到不少外国作品集。所以他说，“少年在故乡，一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的‘家’，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我狼吞虎咽，得了‘文学胃炎’症，后来想想，又觉得几乎全是那时候看的一点书。”(木心《海峡传声》)更令木心感到意外的是，他不仅在茅盾的藏书中见到许多带着外国作家和中国五四新文学作家手迹的签赠本，好多古籍上也留有经茅盾阅读后留下的圈点、眉批和注释。

　　正因为茅盾的藏书满足了少年木心的求知欲望，木心是把茅盾家当作自己的“福地”的，乃至到了晚年依然对心中的这块福地有着清晰的记忆：

　　沈家的老宅，我三日两头要去，老宅很普通，一层楼，砖地，木棂长窗，各处暗沉沉的，再进去，豁然开朗，西洋式的平房，整体暗灰色调，分外轩敞舒坦，这是所谓“茅盾书屋”了，我现在才如此称呼它，沈先生不致自名什么书屋的，收藏可真丰富——这便是我少年期间身处僻壤，时值战乱，而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的嫏嬛福地了。(木心《塔下读书处》)

　　木心能够如此顺当地借得茅盾的藏书事出有因，原来“那年月，沈宅住的便是茅盾的曾祖父特别信任的黄妙祥一家人……黄家住着就是管着，关于书，常有沈氏别族子弟来拿，不赏脸不行，取走则等于散了，是故借给我，便算是妥善保存之一法。”(木心《塔下读书处》)再加上木心对这些书爱护有加，对破损的还会动手“补缀装订”，所以黄妙祥很是放心，还夸木心说他看过的书比没有看过的还“整齐清爽”。

　　其实，黄妙祥与孙家既是老乡又是世交，还沾亲带故，有点亲戚关系。首先他们都是绍兴迁居乌镇的移民。木心大姐孙彩霞的婚事也是经黄妙祥介绍的，嫁给了在南浔当纸店伙计的王济诚。木心自己也说他叫黄妙祥为“妙祥公公”，他的二表哥还是“黄门女婿”。由此看来，孙、黄两家才是姻亲关系，而黄家人为木心大开茅盾书屋的方便之门完全就在情理之中。

　　这位黄妙祥曾为沈家“泰兴昌”纸店的经理，和茅盾本人也有着亲密的关系。

　　木心对乡里前辈茅盾是尊敬的，但木心对茅盾的文学创作确实又保留了个人的看法。这种看法具有两面性。首先，木心认为“茅盾的文学起点扎实，中途认真努力过来，与另外的颓壁断垣相较，就俨然一座丰碑”(木心《塔下读书处》)。这是木心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茅盾地位的肯定。但木心也有犀利的一面，他认为茅盾这一代文学家担当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可文学创作的实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

　　《幻灭》《动摇》《追求》时期仅是个实验。《子夜》时期，成则成矣，到头来远几步看，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蚀》时期，茅盾渐臻圆熟，然而后来，后来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应是黄金创作期，他搁笔不动，直到日薄西山，才匆匆赶制回忆录，可谓殚精竭力，实则文学之余事，他所本该写、本能写的绝不是这样一部烦琐的自然主义的流水账，文学毕竟不是私人间的叙家常，叙得再细致也不过是一家之常而已。(木心《塔下读书处》)

　　木心对茅盾文学成就的苛刻，源自他对包括五四新文学在内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绩总体评价不高。他认为“这一百年是文学的荒年”，而“‘五四’新文学是民族文化断层的畸形产物，师承断了……所谓新文化时期中国文学，匆匆过客，没有留下可与西方现代文学相提并论的作品”。(《文学回忆录》)所以木心用“看不下去”来表达自己对这些作品的态度，在讲世界文学史时也没有将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专题来讲，只是偶尔提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