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的人

　　中午时分，听得单位分管业务的副社长办公室中声响越来越大。我这人，就是做不到像别人一样不闻不问，想着还是下去解个围。

　　来人撑在桌上面对面地与副社长叫嚷着，这人斜挂着一个突兀的大包，平头大眼。我认识。他曾为自己小队的拆迁问题找到报社，后来因为报道并未取得预想效果，又找到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人，把过高希望寄托于并无实权的报社，问题不能解决，就来报社撒气。

　　这次他来是为造房子的事。简单地说，就是他认为房子质量不好，不愿付包工头工钱，包工头不承认质量问题，拿不到钱就不愿再开工，结果一年了房子还只造了一层楼。问题纠结到此，其实只能由司法部门协调，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了，但他偏要争个对错，要让舆论对无良包工头给予谴责。

　　这人在农民中是少有的好口才，出口都是正义，相信自己坚持的就是真理，而报社有责任为他搭起寻求舆论肯定的平台。偏偏我们的副社长口才亦是了得，结果两人都激动起来。

　　到后来，事情本身已经并不重要了，进而上升到社会正义的角度，在他看来，报社怎么能推辞这个荣誉？怎么能不担当呢？

　　说实话，我有点佩服他，他的语言中似乎有着与时代不相符的迂腐，他的性格中更有着寻求黑白对错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而我们曾经多少也是这样的人，现在却认为对错毫无意义，实用才是至上。

　　但是，他所不知道的是，他没有以社会固定的程序和法规证明自己的黑白对错，他的黑白对错只存在于他的世界中，却在那儿逼我们这些看客也遵从他的看法。

　　我不想他再来我们工作中吹毛求疵，然而我又希望这样的人不要消失。

　　公交女司机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乘坐公交车都可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前天下班，偶然坐上8路车，难得还有座。车过了两站，上来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两男一女，扔币上车，两个男孩迅速找到了位置坐下，最后的女孩刚扔下硬币，就听见女司机大吼：“你，为什么只扔五毛，快再扔五毛！”女孩吓愣了，迟疑了一会儿，怯生生地指着投币箱：“我扔的是一块的呀！”女司机看了看继续嚷嚷：“是谁扔的？”坐在她后头座位的戴眼镜小男孩急着撇清：“我第一个上来的，扔的是一块。”

　　“你扔的是一块，我知道。”女司机转头朝那个坐在门口的虎头虎脑的男孩吼：“说你呢，你为什么扔五毛的，快再扔五毛！”男孩愣愣盯着她，一动不动，脸上没一丝表情。四十多岁的女司机更生气了：“每次都这样，说你呢，怎么这么不要脸，快扔五毛进去！”但男孩一点反映都没有，女司机继续着她的“教育”，一车子的人就这样耗着。

　　我赶快掏出皮夹，找了个五毛的硬币扔了进去，做了个和事佬：“好了，小孩子么，可能家里只给了他五毛。”女司机更不乐意了：“小孩子就可以不守规矩呀？他给不给和我其实没一点关系，都是公家的，我也可以不管，但别人都看样怎么办？”

　　本以为自己是好心，哪知却做了赖好人，我只能再陪好话：“小孩子不是半票吗？可能家里人以为他只要半票。”女司机的“教育”被我冲了，很不服气：“什么小孩子，他们早超过半票线了，又不是老头老太太可以半票。”我尴尬地继续没话找话：“好了好了，以后他不会了。”接着转头看看那男孩：“以后记牢了噢！”男孩没一丝表情更无一丝反应，我就更尴尬了。

　　幸好女司机倒不再啰嗦，踩了油门往前开了。我早早地站在车门口等下车，没停稳就跳了下去，逃也似的走了。

　　两生花

　　那天早上，想起刚出炉的烧饼油条那个好吃，就在北港小学旁边的烧饼摊上候着。

　　旁边有一对小男女，不过二十出头，好得蜜里调油地黏在一起。女孩穿着紫色起球的长毛衣，一身装扮是用心了，但一看就是廉价品，好在青春逼人，穿什么都掩不住的快乐。

　　这时一辆挂山东牌照的丰田卡罗拉停在路边，走下来一对男女。男的痞样儿一看就是我们这儿所说的“老青头”，应该有五十了。女孩脸白，没有血色，不高很瘦，长卷发，眼睛很大，穿着浅棕色的皮夹克，不过二十四五岁。男的用土话吩咐摊主他们要的早点后，改用蹩脚的普通话问女孩：“有钱吗？”女孩点点头，男的就自顾自走进车里继续歪在驾驶座上闭眼睡觉了。

　　那对小男女亲热地嬉闹着，不顾旁人的眼光，二十四五岁的女孩偶尔用刷了很长睫毛的大眼睛瞟他们一眼，漂亮的脸上没一丝表情。烧饼做好，男孩殷情征求女孩还要点什么，付了钱，替女孩背着包，边吃边嘻嘻哈哈地走了。

　　那个白得没有血色的女孩从精致的小包中掏出钱后，拿着两个烧饼匆匆上了车，她来去无声，除了脚上时尚的运动鞋，看不出一点年轻女孩的朝气。不过我相信，她肯定也有过那个穿紫色毛衣女孩的简单欢乐，现在，不过是换了种更实际的生活。

　　两个差不了几岁的女孩，却已是女人两个阶段生活的对照镜。很多女人，都经过这样的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