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是1982年在他82岁时离开我们的，屈指算来已有34年了。

　　祖父是丰子恺的堂弟，叫丰乐谦。他俩都是石门人，小时候都住在“大井头”的东面，只不过丰子恺的家在一条小路的南面，祖父的家在路的北面，前门对后门。石门丰家属书香门第，经济条件达到刚雇得起一两个佣人的程度。所以，祖父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国学底子相当好，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中国字，只是后来因生耳疔而双耳失聪，没有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

　　除了上述的那点条件外，祖父其实是很不幸的。据说他很小就过继给叔父，是叔父养大的。

　　祖父虽然接受的只是私塾教育，但也许是看了一些进步书报的缘故，某些思想还非常前卫，有些行为还非常开明。如祖父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我父亲是入赘的。按建国初的习俗，女婿入赘是要随女方姓的，但祖父很开明，允许我父亲用原来的姓，不仅如此，还允许第三个孩子(就是我)随父姓。

　　祖父和丰子恺是不是就学于同一私塾我真的不知道，但祖父和丰子恺的字体极为相似。

　　丰子恺是1975年春最后一次到石门的。就在他来石门的前一星期，祖父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巧的是，我爸爸和我大哥去拜见丰子恺时，丰老也背诵了这首诗，可见遗传基因带来的神合。

　　祖父不吸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只有红茶。他常年早睡早起，每晚七点半就上床，第二天五点就起床了，冬天也是如此，我真佩服他的不畏冷。祖父的脚力很好，80岁时，还能从洲泉步行到石门。

　　祖父生前所在的单位是全镇最小的单位，总共才四个人，一个盲子(双目失明)，一个聋子(祖父)，两个被戴上作为专政对象帽子的“四类分子”，当时的人们戏称他们为“四子”。他们的产品是麻绳；由于产量低、效益差，祖父的工资低得不能再低，每月才15元，少的时候仅11元。但发工资那天，祖父一定会给我一毛零花钱，给祖母7到10元饭钱，足见祖父内心的仁慈、对小辈的疼爱。而文革中的一件事更加体现了祖父对亲戚的保护与仁爱。那是文革高潮时期，上海市实行军管后，有两个军人到石门镇西市街103号，找祖父了解丰子恺在家乡时的有关情况，不管他俩怎样威逼利诱，祖父始终不作任何有内容的回答。军人走后，我大哥问祖父为什么一言不发，祖父说了这样一句话：“无论说什么对他都会罪加一等的。”

　　祖父终生清贫，且常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回想祖父在世时和他说的话总是太少太少，心里不免想哭；现在才明白，尽管和他说话要贴近他的耳朵，且必须大声，也应该尽可能和他多聊聊，因为他是多么寂寞呀！这事也告诉我，什么事都可以等，唯有陪伴老人的事不能等，要知道，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人死了没有人能复生，有的只是后人对前辈的怀念。但愿我这篇短文能告慰九泉之下宅心仁厚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