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桐乡法院执行局干警，有一起案件……”今年9月的一天，电话这头，桐乡法院执行局干警沈达还没有把话说完，电话那头就传来“嘟嘟嘟……”的挂断声。再翻看一遍手头的卷宗，对于这名贸然挂断执行局干警电话的当事人，沈达没有通知值班同事，对其采取强硬措施，而是挎上包，走出办公室，准备与她当面谈一谈。

　　今年35岁的沈达是桐乡法院执行局一名普通执行干警。从事执行工作近6年，与各式各样的当事人打交道已成了家常便饭。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从收案，案前调解，到庭审，再调解，最终移交到执行这道关，可以说是到了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道关卡。“一般来说，需要执行人员介入，基本都是属于矛盾较深，难以调解的疑难案件。”沈达告诉笔者。

　　沈达处置的这起案件，就属这样的疑难纠纷。纠纷系由婚姻纠葛引起，男女双方在谈婚论嫁时，因琐事产生矛盾，最终本应和睦的两家人撕毁婚约成了“仇家”。然而，事情并未随着婚约的解除而了结。男方称在订婚前曾送过数额不菲的礼金、贵重物品给女方，如今婚结不成了，这些物件应当退回，遂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的判决也支持男方的诉求。

　　不过，女方当事人因与男方矛盾深刻，对于法院的判决不闻不问，一直处于不配合状态，也没有退回男方所说的礼金。对于这样的案件，作为执行人员本可采取强制措施，直接将被执行人带回，强制要求其给付应付金额。但沈达没有这么做。相反，在处理案件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沈达几次三番上门前往被执行人家中，与其家人面对面交流沟通，释理说法，尽最大可能解除被执行人方的顾忌和不解，最终取得了被执行人的信任，妥善处理了这起案件。

　　“像这样的民事纠纷案件，执行过程中除了注重法律效果，也不能不顾忌更加重要的‘社会效果’。”沈达说，一旦执行干警在一开始就采取强硬手段，很有可能造成案了事不了的情况，当事双方矛盾反而加深，今后也有可能酿成新的矛盾纠纷，所以通过释理说法，取得双方谅解，才能最终解决难题，做到案了事也了。

　　沈达告诉笔者，在6年多的执行工作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譬如去年6月的一起案件：夫妻离异后，一方不肯支付子女抚养费，另一方申请强制执行，即使执行干警通过强制手段执行完毕，也无法解决双方矛盾，下一回当事人可能还得通过这一程序，并最终导致矛盾加深。

　　不过，并非在每一起执行案件中，沈达都会采用这样的柔性执法手段。“对于故意隐匿自身财产，故意逃避强制执行的‘老赖’就得采取强制措施了。”沈达表示，对于这类危害司法公正，逃避履行法律义务的当事人，就留不得半点通融余地，该执行到位的标的金额必须执行，否则，他们将被执行局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无论是飞机、火车、住宿等出行，抑或高额消费均将被限制、监控。

　　“把好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卡。”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沈达告诉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执行干警，6年来，法律对他而言犹如一杆衡量公平、公正的戒尺，把好这杆尺，就能真正收好执行这道最后的关卡，为当事人维护应得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