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人结识戚大伦，大多源于他的音乐。年轻时他辗转各个琴行、酒吧教琴和演出，后来固定在自己的酒吧“巴森农场”驻唱，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风格。有人说，我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也有人说，戚大伦是桐乡民谣“第一人”。

　　听歌的人曾给“巴森农场”贴上“桐乡最文艺的酒吧”这样的标签。同样，老板大伦自然也成了“文艺青年”，然而他并不乐意接受，他更喜欢别人叫他“音乐农夫”。他的生活里不只有音乐，还有养草、阅读和寻常人的烟火气。

　　他的音乐从过往中来

　　很多人喜欢他的音乐，却极少有人了解他的过往，连他的儿子戚嘉宁都只会介绍说：“我爸是教琴的”或者“我爸是开酒吧的”。

　　1985年，大伦初中毕业，考进医药公司，成为一名仓库看管员。然而安稳规矩的工作，并没有“拴”住他。玩滑板，听摇滚，弹着吉他唱着罗大佑，穿着夸张叛逆的衣服四处招摇，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非主流”，也是医药公司最会唱歌的仓库看管员。

　　他可以很躁，摇滚唱到高潮时，脖子和脑袋上的青筋暴起，浑身上下每一寸衣服都在跳动；他也可以很静，一盏茶、一本书，侍弄几盆菖蒲，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喜欢看书、写字、种菖蒲，也喜欢听古典乐、交响乐。”大伦安静的时候，仿佛有他父亲的影子，安详平和。

　　20年后，他从医药公司辞职，开始寻找理想和现实的最佳契合点——既能与热爱的音乐、书籍、植物朝夕相处，又无需为生活中恩格尔系数的上升而发愁。2005年，他在市区北港河畔开办大伦音坊，一个暑假招100个学生，忙得连饭都得丈母娘送，而就是那两个月，他赚了一年的钱。

　　“这一年之后，我再也不招这么多了。现在来找我学琴的，都是自己找上门的。”说这话时，大伦半歪在音坊的沙发上小憩，音响里传出杜普蕾拉的大提琴，外面的植物长成了一片绿色帘幕。

　　大伦音坊很挤，东西多得快堆不下了。从2005年以来，大伦一直没有停止布置这里，在这里，连斑马条的天花板、沙发边的陶瓷碗、白墙上的涂鸦都是有故事的。“你要是想了解，每样东西都能写一篇文章。”大伦说，音坊已经很少有人来了，他却最喜欢这里，是因为再美好的“诗和远方”都比不上当下给自己营造的舒适空间。

　　不止一个人说大伦浪漫，也不止一个人说大伦“装逼”。每每听到这话，他总是毫不客气地“回敬”对方：“老子就是这么个状态。”这“嚣张”的架势丝毫不逊色于2007年他接下濒临倒闭“巴森农场”时的样子。

　　“我不投一分钱，有100%的话语权，每月30%的分红归我，年底再分60%，这些条件你若是答应，我就接下酒吧。”当年，大伦就是这么底气十足地告诉他的合作伙伴。

　　后来，就有了桐乡人所熟知的“巴森农场”音乐酒吧，大伦称之为音乐客厅：“爱音乐的人自然会来，这里是他们的家。”酒吧每晚6点营业，9点开唱，即使从来不做广告，也会有粉丝在台下捧场，驻唱就是大伦和他的徒弟们，够“大牌”。更特别的是，他每个月都会操办1至2场名为“不一样的声音”的原创民谣弹唱会，从北京的洛兵、吴虹飞到杭州的小皮、谢春花等全国各地的民间原创音乐人，他们都在“巴森农场”举办过他们的专场，也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氛围。

　　今年4月，大伦音乐餐厅开张，慕名而来的客人同样不只是为了吃饭。

　　寄情菖蒲，他只愿“相对自由”

　　有大伦的地方，就一定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吉他，另一样是菖蒲。大伦说，自己之所以不敢接触古琴，是因为心还不够静。菖蒲文气、朴素、安静，同时富有野趣，种之则养性。

　　“外表是会欺骗人的。”有一天大伦在修理一盆菖蒲时感叹道，“现在许多人养菖蒲不是为了卖钱，就是附庸风雅，有几个是真正用心在养菖蒲？”他手中的那盆菖蒲就是被他“救活”的。

　　这种喜欢见天不见日，时时刻刻要处在潮湿通风环境里的植物，曾让大伦打消过“背着吉他去流浪”的念头，他说，什么都可以交给别人打理，只有菖蒲不行。甚至，他还想过开一家“植物诊所”，救助那些生病的花花草草。

　　“你这样不是不自由了么？”记者问道。他反问道：“什么是自由？”在他看来，自由需要篱笆，生存的自由、空间的自由和精神层面的自由都是相对的。相比上班，他更享受现在的生活，昼伏夜出，凌晨三四点睡觉，下午三四点起床，一天吃两顿饭，基本不碰电脑。朋友圈90%以上的内容是音乐和菖蒲，正如他尤其喜欢的一幅拓片“畊馀少憩”的含义：别老那么累，要适当休息。

　　大伦常年理着板寸头，留着小胡子，穿着肥大的垮裤，交通工具是一辆绿色的军用三轮，发动机的轰鸣让人热血沸腾，正如他特别爱唱的《梵高先生》：“我们生来就是孤独。”一遍又一遍，荡气回肠。

　　他喜欢很多种风格的音乐，古典乐优雅深沉，爵士乐自由即兴，摇滚乐自由奔放，但现在他接触更多的还是民谣。“民谣是一种朴实的生活状态，一种独立的思考。”《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是他原创的一首民谣，在他没开口唱前，很难想象，一首歌里能绘出一幅画，画中有夏夜、萤火虫、小木屋、矮篱笆、葡萄架……

　　去年，当红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演组两次打电话请戚大伦参赛，都被他拒绝了。大伦的理由是不自由，“比赛靠飚技巧，往上走，不是往下走”，民谣音乐是一种生活美学，不可以不接地气。“我只唱自己想唱的东西，尽量不取悦任何人。”他对音乐的态度是玩，但玩得很认真。

　　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来形容戚大伦未免有些过，尽管他多年浸润音乐、书籍、蒲草，但从不拘小节，遇见不爽的事情喜欢爆个粗口，当着学生的面会把脚丫子架到桌子上。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伦音乐餐厅，特别惊讶于他不羁的穿着及故意蓄的小胡子，这些与满屋子的书籍、字画、老物什竟毫无违和感。“你是不是只吃素啊？”采访过程中，当我暗自将他定义为一个“大隐隐于市”的修身之人时，他却哈哈一笑邀请我：“要不要凌晨3点跟我去吃碗羊肉面？”

　　大伦的朋友圈很广，更确切地说是广义上有很多认识的人。如果把所有的时间算作100%的话，他选择留30%给自己独处，30%给音乐上有共鸣的朋友，另外40%用来立身处世。

　　邬红妹，是大伦的第一个女学生，因音乐结缘，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年轻时他叫她“小鹿”，她叫他“大伦”，他们在一个本子上写故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连接成他们的专属回忆。他带她在公司宿舍的墙上涂鸦，在窗户上用红色喷漆写下女朋友的姓名首字母“WHM”。

　　“他在音乐上很博学，任何问题都能解答，在生活中又很绅士，吃饭时会给我们夹菜、递纸巾。”尽管结婚已经十多年，儿子快上初三了，邬红妹谈起丈夫时依然娇羞如少女，满脸的幸福和崇拜。

　　而对于徒弟谭娟来说，大伦是一个严父般的角色。“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拜戚大伦为师4年，尽管被凶过无数次，但她依然心怀感激，因为大伦让她找到了音乐的方向，“想唱歌写歌却不知从何下手，幻想有一天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唱歌，遇见师父的第二年就实现了。”

　　有一次谭娟去北京进修，临走前师父千叮嘱万叮嘱：“女孩子一个人出门，不要随便跟别人喝酒，也不要随便跟人乱跑，没钱了就给我发信息。”听到这些，从小和父亲没什么感情的谭娟感动得不能自已。

　　在孩子的培养问题上，戚大伦和别的家长一样不能“免俗”，纠结在“放养”和“圈养”之间。他在乎儿子的考试分数，甚至还扮演“虎爸”的角色：“我摔过儿子的高达玩具，就是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但他也会跟儿子有这样的对话——

　　戚大伦：“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儿子：“没有。”

　　戚大伦：“有没有女生喜欢你？”儿子：“没有。”

　　戚大伦：“想不想喜欢女生？”儿子：“不想。”

　　戚大伦：“想不想有女生喜欢你？”儿子：“想。”

　　说完两个人乐成一团。其实，父子俩很少有这样逗乐的机会，一般儿子戚佳宁早上6点半去上学时大伦刚睡下，放学回来后大伦又出去工作了。“没见到我你想我吗？”他问儿子，儿子说想，又加上一句：“你以后早点睡，不然身体吃不消的。”隐约间，记者见到了大伦的笑容深处泛起泪花。

　　戚大伦正在侍弄菖蒲。

　　戚大伦正在弹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