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吾村出门多靠船，路程常以摇船衡量，上海三日，杭州一日，北京到底有多远？有说摇船一年可到的，有说摇船半年能到的，小店里常常为此事吵架，就如争论南京到底在浙江的南面还是北面一样。吾族里有人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村里最有学问的“四眼乌珠”在小店里说：“北京个大学，必定是北京大学，要么是清华大学，北京只有这两只大学！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相当于中央干部！”我后来到北京，一住五六年，不敢去拜访“相当于中央干部”的族人，不过总算晓得了北京的大学不止两只，回来同“四眼乌珠”一说，他略带生气地说：“哎，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学堂当然多了，我难道不晓得么？另外的大学，不过是挂个名头，其实全是中专！”

　　北京确实大，我住了五六年，依然不辨东西南北，每到天安门，虽然晓得是面南的，感觉却总是朝西的。母亲看了，也说是朝西，回来同舅舅说：“皇宫是朝西的！”舅舅说：“朝西好，朝西好，西方属金呀！到底是皇帝住的房子，同老百姓总管是不一样的！”我住明光桥一年，总以为明光桥是东西向的，穿桥而过的学院路必是南北向的。有一次，朋友来，电话里说“我在明光桥北”，我说“你朝南走，我在桥南，我朝北走”，两个人走着走着便遇到了。后来才晓得，学院路其实是东西向的，幸好两个人都弄错了。想那天下大事，有时往往也是错成的。

　　据老北京朋友说，北京人互相也看不起，皇城根下的问一个通州的：“您哪儿的？”通州的只飞快地说声“东边”，皇城根下的一听，便说：“什么东边儿？不就是那哪儿，通县儿的！”江南老人不晓得什么东边西边、三环四环，反正全看不习惯，曾有一熟识的老人说：“阿拉这里叫爸爸、姆妈，多少好听！你看北京人，只叫‘爸’、‘妈’，只有一个字，叫两个字都不舍得，真小气！还有哩，外公、外婆多少好听，北京人却叫啥‘姥姥’‘姥爷’，难听煞了。还有还有，饺子这种东西，阿拉这里最多当小点心吃吃，北京人却当宝贝一样吃，哎，真穷真穷！还有哩，人家问我哪里人？我说桐乡县，伊拉不晓得，我说大麻镇，伊拉还不晓得，呵呵，北京人真木！”我到北京，前后两次，确实也有不习惯的，第一不习惯者，则是住的小区，电梯里坐个人上班，专门帮你按楼层，你说上五楼，她帮你按五楼；你说到三楼，她帮你按三楼。我起初觉得不好意思，举手之劳，何必扰人？便自己按了，惹得她不开心了好几日。第二不习惯者，便是打车。北京打出租车，不比江南，在江南，比如上海、杭州，人只要到路边一立，车子就飞快开到你的脚边来。在北京，即使招了手，司机也未必看得见，看见了也未必停下来。北京吃饭亦然，江南馆子店，叫声服务员，一叫就灵，北京则不然，服务员多像庙里的菩萨，叫了往往不灵，叫得多了，反惹人家一脸不高兴，弄得自己吃顿饭也吃得提心吊胆。有次朋友请客，许久不上一个菜，叫了老板，老板坐在柜台里边看电视边说：“嫌慢儿？嫌慢儿，到别地儿吃去！”

　　北京好像已经大到七环了，我则做梦望着再环下去，将江南也全圈了进去最好，只不知上海人、杭州人肯不肯？吾乡大麻人想必是同我一样望着的吧？我没有方向感，也不辨身在几环，不过照经验大致可推，比如出了地铁口，看见街上美女如云，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则大约已在二环内了。三环多算命相面的，至少我原单位附近是如此，百步之内，常年坐着七八个神仙般的人物，算命的同老师、郎中、和尚、学者一样，生着白胡子的生意最好，我曾问白胡子：“你算过自己的命么？”白胡子说：“当然算过了，我算过自己的命，就是一算命的。”吾乡谚云“穷算命，富烧香”，算命的多，则附近没钱的人想必也多，我每每路过，见着算命的生意好，倒颇寻着了一点自信。

　　北京不像江南，顾亭林说江南士大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江南女人亦然，北京则不然，两个女人拄着扫帚在垃圾桶边一立，也能聊上一个钟头的国家大事。北京人爱政治，不要说士大夫了，便是出租车师傅，不要说问了，有时你即使不问，他也能跟你聊出一车政治来。我初到北京，在小区楼道逢着个老太太，她仔细看了我几眼便上楼去，我正待下楼，老太太又退回转来，问：“您哪儿的？怎么没瞧见过您？”我说南方的，她又问：“南方哪儿的呀？”我如实汇报了，她又问：“干什么的？暂住证办了没？没办，那可不行！”第二天又逢着，老太太又问：“暂时证办了没？还没办，得抓紧点儿！”当日下班回屋，便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还是那老太太，老太太说：“您不是没办暂时证吗？这不，我帮您把派出所的同志请来了，抓紧办了好！”

　　人心多有一个“北京梦”，于是有了所谓“北漂”，我见北漂的人倘若有了出息，似乎一律都说“当年租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如何如何艰苦云云。我常想王国维北漂，做了《肃霜涤场考》；郁达夫北漂，写了《故都的秋》，应该也是租了地下室的缘故。我到北京，可惜“林妹妹，我来迟了”，好文章全被人家做完了，我倒真没怪过王国维、郁达夫下手早，只怪自家当年没租个地下室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