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25日，茅盾在《浙江日报》发表的《可爱的故乡》文中说：“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过我的乡思。”那一年，他84岁。

　　1936年之后，应该说茅盾再没有踏上故土，即便他深爱的母亲过世，也因为局势所困未能回乡奔丧。再回来时，已是2006年，儿子韦韬将父亲茅盾和母亲孔德沚的骨灰送回乌镇。从此，茅盾和他挚爱的故土再无别离。

　　人间芳菲事,回首总关情。那些或大或小流淌在岁月里的人事物，却让我们看到教科书外一个更真实更情义深长的茅盾。

　　钟桂松

　　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

　　上世纪70年代末，钟桂松是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事，因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名人，他很自然开始阅读茅盾的作品、搜集与茅盾相关的资料。他还给韦韬和茅盾其他熟悉的人写信请教，探讨作品、史料、家史等问题。

　　1984年，钟桂松出版了第一本与茅盾相关的书籍——《茅盾少年时代作文赏析》，这之后，《茅盾传》《茅盾评传》《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人》《茅盾与故乡》等陆续出版，钟桂松对茅盾的研究不断走向纵深，至今出版茅盾相关的各类书籍10多本，应该是国内出版茅盾研究著作最多的一人。

　　“对于茅盾评价，我想应该就是中央的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现代进步文化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通过30多年对茅盾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钟桂松对于茅盾人格和革命贡献如是说。

　　据了解，茅盾过世后，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下文要求出版《茅盾全集》，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到2006年出版完成，共计40卷。2011年，韦韬最后一次来到故乡，跟钟桂松谈重新出版《茅盾全集》的事。2014年，由钟桂松主编、黄山书社出版的42卷《茅盾全集》正式出版。“帮助韦韬完成了他生前遗愿。”钟桂松虽然与茅盾没有交集，但在研究茅盾的过程中与韦韬建立起深厚的机缘，两人通信就有100多封。钟桂松是韦韬最信赖的人之一。

　　“因为老版《茅盾全集》出版周期长，不少茅盾爱好者都没有齐全，而且后期搜集到的茅盾文稿资料没有收入。韦韬委托我对新版全集把关。”钟桂松应允下来，不过2013年韦韬病重，钟桂松想加快出版进程，韦韬却说：“不急，慢慢来，一定要保证质量，相信你定会做好。”

　　与韦韬的接触，钟桂松也了解到不少茅盾的事。“家乡在茅盾心中是重如千钧，茅盾有很多次都想回来，但因为身份所系，兴师动众，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后来一拖再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让钟桂松尤为感动的是沈家一脉相承的家风。

　　茅盾将清廉看得很重，那时不少亲戚生活很困难，茅盾常常用自己的工资帮助他们。从没有利用地位影响去谋私利。公私分明这点同样继承在韦韬身上。1985年，桐乡茅盾故居建成即将开放，桐乡请韦韬在故居里住一晚，回味下童年时光。但他却断然拒绝了：“现在故居是国家了，不再是我们沈家私有财产，我不能随便住里面了。”

　　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茅盾的作品将永远是一个值得人们去研究，去探索的课题。

　　1986年5月，继全国茅盾研究会和浙江省茅盾研究会成立后，桐乡也成立了茅盾研究会，首批会员37人。桐乡市茅盾研究会成立后，各会员怀着家乡人民对茅公所特有的深厚感情，发挥了茅盾故乡的地方优势，为推动桐乡乃至全国的茅盾研究作出了努力。

　　汪家荣

　　茅盾纪念馆首任馆长

　　梅雨季的午后，异常闷热。身体不太好的汪家荣得知记者要了解茅盾的往事，欣然赶来。等呼吸平复，便在院中的抄手游廊中坐定，迫不及待地讲起依依往事。

　　“纪念馆隔壁就是茅盾故居，是他出生的地方。”汪家荣说。位于乌镇观前街17号的这座清代民居，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的桑梓之情。

　　1983年，根据中央要求筹建茅盾故居的决定，桐乡专门成立了故居修复小组，茅盾故居修复工作启动。

　　故居主体是四开间两进深的二层楼房，共16间。后面还有三间日式风格的平房，这是上世纪30年代茅盾用稿费整修而成的。“整个修缮工作很复杂却相当考究，为了尽可能呈现出茅盾幼年生活的场景，我们专门写信给和沈家关系亲近的王会晤，她根据回忆绘制了当时房间布局图；房屋的木构件也是一个个拆下来编上号，重组修缮。”汪家荣说，其实1978年乌镇就着手整修部分茅盾旧居，当时还给茅盾写去了信。茅盾在回信中表示很高兴，并强调了家具不讲究奢华，藤编、木制的就很好。还有旧居可以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利用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那几间平房成为了镇上的图书阅览室。

　　1985年，重新整修后的茅盾故居正式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经它是乌镇打响旅游品牌最响亮的名片，如今每个来乌镇的游客都会走进纪念馆，感受茅盾的人文魅力，年参观量达到300多万人次。

　　在茅盾的作品中，我们总会觉得似曾相识，或许这是茅盾一生对故乡梦魂萦绕的情感表白，也是他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自然流露。

　　汪家荣说起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茅盾曾在一艘小轮船上碰到母校植材小学的潘校长，听闻学校缺乏儿童图书，他当即允诺，让潘校长到了上海来找他，他来帮忙解决。在茅盾的联系牵线下，母校得到了不少儿童书籍杂志，丰富了故乡儿童的生活。

　　1958年，当茅盾得知乌镇办起了一所民办中学，非常高兴，特意汇去了500元。晚年，他得知乌镇中学经过十年内乱，图书匮乏，慨然赠送了一批图书过来。茅盾为家乡的各种赋词题字也有很多，在他逝世前两个多月，得知乌镇建起了电影院，抱病题写了“乌镇电影院”寄来。这也是他的墨迹最后一次出现在家乡。

　　韦韬也曾和汪家荣说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茅盾曾让韦韬悄悄回过一次家，当时正是私房社会主义改造，茅盾家的房子被改造掉了，之后茅盾也没再回来。“其实过去家乡对茅盾是有亏欠的，但他对家乡总是毫无计较、满怀深情。”

　　10年前，茅盾原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回到了家乡。韦韬曾表露，这是父亲生前的心愿，要和祖母在一起。

　　西栅灵水居内的茅盾陵园，道路呈“子”字形铺设，象征着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整条道路共85级台阶，代表茅盾先生走过的85个春秋。陵园内茅盾夫妇和母亲陈爱珠埋葬在一起，而韦韬墓就在一侧。

　　李渭钫

　　原桐乡文化馆专职摄影师

　　“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这是茅盾为故乡写下的《西江月》中的两句，故乡的一草一木、荣衰变迁都深深镌刻在他心中。

　　李渭钫心里也始终珍藏着1977年冬天那两次与茅盾的会面。“当时桐乡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上获得了先进，需要在北京布展。”李渭钫和王解冲作为工作人员留在北京。那天，他们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到茅盾家中。

　　一把椅子、一张写字台、几只小沙发，三面都摆满书架，唯一的装饰物也就是一幅对联和一幅熊猫图。名贯中外的文学巨匠家里竟如此朴素，这让李渭钫有些意外。更令他感动的是当时茅盾抱病会面。“北京的冬天很冷，他走过来明显能听到他呼呼的气喘声，不过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年纪大了，零件总会有些毛病的，不碍事。”让李渭钫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口音，有乌镇土话口音，也夹杂着上海口音，毕竟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很长。

　　李渭钫两人和茅盾聊了很多有关家乡的话题，他翻看着李渭钫带去的图片集，回忆着乌镇的点点滴滴，聊着其他几个小镇头。他说自己去过县城梧桐镇两次、指导编写过乌镇镇志、创作《春蚕》时农村的景象很萧条。他还知道家乡一家化肥厂获得了先进。“聊到家乡，感觉茅公脸上神采飞扬，连说今天真高兴，他仿佛看到了老通宝、寿生和林老板们的新生活。”李渭钫说，两次会面茅盾都与他们聊了一两个小时，没有一点架子，就像家里一位长者。

　　第一次会面，茅盾一口答应为桐乡在北京的展览题字。当时，李渭钫他们还在茅盾家中碰到了前来为《茅盾小说插图》取题字的丁聪。

　　“回去后我们给茅盾写了一封信，希望敬求墨宝。”原本李渭钫有些忐忑，觉得会否冒昧。让他惊喜的是，茅盾立即回信“自当应命”。两首由茅盾创作题写的《西江月》，专门赠送给了家乡两位后辈，在家乡也被传为美谈。

　　1100多件茅盾珍档“回家”

　　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序开头部分。

　　“我们为你俩祝福，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服从祖国的号召，恭恭敬敬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努力做一双有用的螺丝钉……”这是茅盾亲笔写给韦韬和陈小曼的新婚祝词，该珍贵原件现保存于桐乡市档案局，与这件祝词一起的还有1100多件茅盾档案，其中95%以上都是韦韬捐赠的。

　　2010年，桐乡市档案局建立的茅盾档案入选全国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嘉兴市仅此一项入选。

　　说到这些国宝级档案，桐乡市档案局副局长王佶的思绪飘到2007年春节前夕。“当时我们正在征集家乡名人档案，不过想当然认为茅盾的资料肯定早就捐掉了，而韦老为父亲做过很多事，他的资料同样弥足珍贵，所以我们就想收集一些关于他本人的资料。”王佶说。

　　但韦韬给了桐乡市档案局一行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他手头还有正准备捐给上海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批茅公资料。这些资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茅公在上海生活的资料，另一部分是茅公的一些作品，如回忆录、《霜叶红似二月花》、杂论等。

　　最终，韦韬先生决定将父亲的资料送回家乡，他说了一句让王佶至今难忘的话：“如果把茅公的东西放在国家级的馆中，那只能是‘之一’；而如果是放在家乡，那就是‘唯一’。”

　　3月中旬，市档案局工作人员专门派车到北京，将六大箱子的珍贵档案资料运回桐乡。这些档案包括纸质、录音、光盘、照片、实物等不同载体，时间跨度从1925年到1981年，整整56年。可以说，这些珍档系统反映了茅盾文学创作活动、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等情况，其中大量茅盾手稿原件，是研究茅盾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共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当年10月，桐乡市政府决定举办茅盾档案捐赠仪式。“我们专门从茅盾档案中精选出版了《茅盾珍档手迹·游苏日记》一书，在电话里我们向韦老提出请求，希望借用茅公生前最爱的印章一用。”让王佶不敢相信的是，韦韬又给了家乡一个惊喜。

　　“其实这方印章我也打算捐给家乡的，本来还想到时给个惊喜呢。”韦韬幽默地说。

　　据了解，根据已有的档案资料，桐乡市档案局已整理出版《茅盾珍档手迹》系列13卷和一本《茅盾墨迹》，今后还将陆续整理出版。

　　废书堆里找到的国家一级文物

　　茅盾《文课》。

　　1981年2月,在茅盾逝世前一个多月,桐乡发现了茅盾少年时代的两册作文本。

　　茅盾《文课》两册是茅盾13岁在植材高等小学时写的，两册作文的封面上均书镂空字“文课”二字；其中一册扉页上还用墨笔写着:“己酉年上学立”、“第二册”、“闰二月初九日起至”三行字。两册《文课》的封面和内页，盖有大小方园不一的印章九枚，刻着“德鸿”、“雁宾”、“醒狮山民”等篆体字。这是迄今为止，茅盾留存于世最早的文稿和手迹。如今这两卷国家一级文物已然成为桐乡纪念茅盾的国宝。

　　汪家荣和记者聊起了有关这两件茅盾国宝的传奇故事。

　　1946年，颠沛中的茅盾嘱托妻子孔德沚回家乡，将一些文稿、书籍等安顿在家乡。多年来走南闯北，这两册文课一直伴随茅盾左右，可见茅盾对其的珍爱程度。

　　孔德沚回乌镇将这两册作文本与其他一些书稿送到了本家沈远孚家。当天晚上，沈远孚把一小叠书交给儿子沈罗凡，严肃地说：“放在小藤条箱里，锁好，藏好。”

　　沈罗凡耐不住好奇，小心翻看了这些书，发现除了文课，还有上下册的《玄武门之变》等。

　　这些书稿就这样静静躺在沈罗凡家的小藤条箱里，直到文革到来，沈家的古书字画被红卫兵一扫而空，包括茅盾寄存的书稿。沈罗凡陷入痛苦中，觉得愧对父亲生前嘱托。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沈罗凡和人聊起了茅盾寄存的这两册文课。此事引起了当时桐乡县委的高度重视。

　　“大家既兴奋又忐忑，一步步追查线索，1980年终于在桐乡文化馆堆砌成山高的旧书堆里找到了这两册文课，不过《玄武门之变》却没有找到。”汪家荣说，当时政府还专门给茅盾写了信，正打算将文课寄还回去时，却传来了茅盾逝世的消息。后来经过向上申请，这两册文课永久留在了桐乡。

　　而在这两册文课中，少年茅盾的才华已初露端倪，针砭时弊、分析透彻，而老师的评语也是不吝赞美之词，对精采的词句，加了很多圈，评注道“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1958年5月，茅盾在北京寓所。

　　立志小学当年讲堂。

　　笔端的故乡

　　茅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乌镇度过的，在他此后人生，故乡的一草一木、故乡的人和事，都成为创作时最生动的素材。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也总能找到那份亲切与感动。

　　“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象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了丁丁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1932年短篇小说《春蚕》

　　锅子里的南瓜也烧熟了，滋滋地叫响。老通宝揭开锅盖一看，那小半锅的南瓜干渣渣地没有汤，靠锅边并且已经结成“南瓜锅巴”了；老通宝眉头一皱，心里就抱怨他的儿媳妇太不知道俭省。蚕忙以前，他家也曾断过米，也曾烧南瓜当饭吃，但那时两个南瓜就得对上一锅子的水，全家连大带小五个人汤漉漉地多喝几碗也是一个饱。

　　——1933年短篇小说《秋收》

　　街西转角处拥出一片火球来了，高高下下，红的夹着绿的。锣鼓打着冬冬镗冬冬镗的节奏。孩子们快活得乱叫。

　　那一簇火球愈来愈近，可是望过去却不及先前那么好看。锣鼓声也只是蓬蓬惶惶地，震得人耳痛。一会儿，都从窗下走过了，只是散散落落的许多人，各人手里拿一根长柄灯笼，有红的，也有绿的。鼓乐的一队也只有四个人，单调地打着。

　　——1934年短篇小说《赛会》

　　这双桥镇有将近十万的人口，两三家钱庄、当铺，银楼，还有吴荪甫独力经营的电力厂、米厂、油坊。这都是近来四五年内兴起来的。

　　在他(阿二)的遮黑了的眼前，立刻又涌现出那个几千人的大会，无数的锄头红旗，还有同样红的怕死人的几千只眼睛；在他耳边，立即又充满了鳇鳇鳇的锣声，和暴风似的几千条喉咙里放出来的咆哮怒吼。

　　——1931年长篇小说《子夜》

　　他又摹仿上海大商店卖“一元货”的方法，把脸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卖一块钱，广告上就大书“大廉价一元货”。店里本来还有余剩下的红绿纸，寿生大张的裁好了，拿笔就写。两个伙计和学徒就乱哄哄地拿过脸盆，毛巾，牙刷，牙粉来装配成一组。人手不够，林先生叫女儿出来帮着写，帮着扎配，另外又配出几种“一元货”，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1932年短篇小说《林家铺子》

　　我听得了这样的对话在那些可怜的焦黄脸中间往来：“四丈布罢！买棉纱就花了三块光景；当当布，只得两块钱！”“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不要丝呵！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

　　——1932年散文《故乡杂记》

　　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二十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

　　——散文《香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