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的战斗，一包一包地处理东西。直到有一天发现那包衣物是如此眼熟、可疑。“这不就是几天前被我们丢弃在园子里的衣物嘛！”婶母惊呼。祖父趁着晚上我们不在把它们偷偷捡回来，装进要搬走的箱子里！刚开始祖父还对我们的整理不置可否，慢慢的，他警觉起来，也许是我们抄家一般的行径太过残忍，使他心惊肉跳，而后我们只要一动手，他就紧张地来回检查。最后索性连雷打不动的午睡都不睡了，我们前脚丢到园子里，他后脚踏进去捡回来。然而又自觉势单力薄，怕儿女多嘴，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塞回来，谍中谍一般反复多次。

　　我们无奈地与他说：“你要不要去新家看看？东西不能再放了，真的放不下了，车库也塞满了，房间里总要留着活动的空间。”

　　他依旧先沉默，搓着手紧张兮兮地说：“我不去。”

　　那表情如同做错事的小学生，惶恐地等待老师发落，又倔强地不肯认错，叫人着急心疼，却不忍苛责。

　　我们决定不再把东西丢在后园，或拿到远处丢掉或立即卖掉，眼不见也许就会忘掉，好令祖父断了念想。婶母大刀阔斧地将几大件运回娘家，或立地卖掉，不留后患。我将无处不在的硬板纸盒、茶叶罐子、月饼盒子运出大门，门口正好过旧物收购，即刻招手喊停，把它们卖掉。以至于姑父拿着祖父的一双运动鞋走到门口说，这应该也不要了吧，我惊呼这个要的，这可属于爷爷的好鞋子。等到傍晚，明堂里空旷了不少，从两眼一抹瞎的满仓状态，看到了希望，正当我们满意地欣赏着劳动成果之时，祖父来来回回，脸色凝重地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上前询问他：“你找什么？”

　　祖父怒气冲冲地说：“药棉！我打针的药棉你们给我丢到哪里去了！”

　　祖父患糖尿病，每日需定时注射胰岛素。

　　“你原本放哪儿了？”

　　“我就放这里，我每天都放在这里！现在给我弄到哪里都不晓得，这里是谁理的，东西都不见了！”他越说越气急败坏，声音提高了八度，手指颤抖地指着一只茶几，上面空无一物。大家都不做声了。

　　“这里是叔叔理的。”

　　“马上打电话给他！”

　　“别急，这里的东西他都归置起来了，这个不会丢的。我看到了，还在门口，我帮你去拿。”我跑到收纳箱找出完整的药棉，递给祖父。

　　“不是，不是这个，是拆封过的，带酒精的棉花！”祖父一句句声如洪钟地撞在心上。

　　“不就是酒精棉花嘛，”姑父说：“用我的烧酒消毒也是一样的。”慢慢缓和爷爷激动的情绪。

　　我无力地坐在角落里，拾起脚边掉在地上的一张标签条，上面工整地写着：小人衣帽，纸片上沾着横七竖八的脚印。内心怅惘，一瓶棉花并何至于让他如此。祖父这是把对我们把他收集而来的宝贝统统处理掉的不满的集中爆发。他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一家之长的威严，又怎能允许他婆婆妈妈地央求着晚辈这不要丢，那不要丢。姑母说不要丢掉那副牌九，有几次她看到祖父一个人在玩，而祖父向来是不懂麻将牌九的。

　　儿时祖母在厨房煮鸡蛋，一时忘记出门到洗衣台洗衣，祖父看到鸡蛋煮沸却无人照料，急急赶去找到祖母，不知所措又面带愠怒地责问祖母：“你的鸡蛋在锅里跳了！”祖母又好气又好笑地赶回家，他宁可老远去找祖母，也不懂马上关掉炉火。

　　失去祖母后的日子里，祖父愈加沉默了，饭桌上寥寥无语，吃完饭默默上楼。从来如婴孩般被祖母小心妥帖保护在纷繁人事、琐碎生活外的他是连煤气都不晓得如何关的人，他总是很安心稳妥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懂得做饭，不懂得采购，不懂得在茶馆喝早茶与茶客攀谈，不懂得大爷大妈欢快的广场舞，也不懂与儿孙热络亲密的交谈。

　　他的爱好多是孤独的。他喜欢打算盘，他的四个儿女从小都是在噼里啪啦的算盘教育中度过的，父亲一辈每晚温过书都要打一遍算盘才能上楼睡觉，打不出要重新打。小时候祖父也尝试教我用算盘计算三位数的乘法，后来他就放弃了，再严厉的老人对孙辈也总要温和许多。供销社总会计的职业身份让他做一手好账，他会细细将水费电费，家中的一切收入支出完完整整地记下。他喜欢研究地图，退休后带着祖母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旅行中他速度惊人，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同游的年轻人之前。但是，在云南归来之后大病了一场，患上了糖尿病，一下子掉了十多斤肉，吓坏了祖母。那以后儿女们再不敢放心让二老单独出游，于是祖父更加热衷于研究地图，别人每说起一个地点，他能够准确描述它的方位、历史以及各色景点，总让孙辈叹为观止，犹如一张活地图。他喜欢健身，但都不是激烈的，而大抵是温和持久的，他会在一大早在园子里前正走倒走，甩胳膊、摩擦耳朵，拿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在浑身上下敲敲打打，走到哪儿都带着，忙碌地轮流敲打。

　　而八十多岁眼不花、耳不聋的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则更像一只鸵鸟把自己埋在层层叠叠的小报里——那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细细研究每一条捕风捉影的消息，包括中缝里歇斯底里的保健品广告，我们讶异于他不懂得买菜，却熟稔快递。百无聊赖之时，想来药品的寄来寄去也是一种有趣的互动。而这事本身一定比儿女稳妥的工作，或是孙辈在重点高中考进全校前五十名这样遥远的慰藉来得鲜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