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问过妈妈的裁缝手艺是从谁那里学到的，打我记事起，妈妈就一直给村民做衣服。那时候，农村经济比较贫困，商品市场也不发达，很少有人买衣服，绝大部分是请裁衣师傅做。但懂这门手艺的人少，印象中妈妈是附近村庄有名的裁缝。

　　有谁家要做衣服了，就来和妈妈说一声，双方约定时间，需要做什么衣服，要多少布料。到了那天，男主顾就会叫人来我家帮忙抬洋机和拷边机，我有时也跟着去蹭饭。去别人家做衣服，主人家都很客气，老早就去集市买回鱼肉。下午三四点，还有点心吃，一般是软糕、包子、面条。主人家也怕招待不好，传出去让人说闲话。我呢，则和主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吃过晚饭，给好工钱，我和妈妈顺利回家。洋机和拷边机第二天由主人家送回来。当然，有的人家需要做两三天的。

　　妈妈一年中有很多日子是外出帮人做衣服的，当然，我穿的衣服也都是妈妈亲手做的。从小时候到初中毕业，没有买过一件衣服，我以此为傲。后来，羊毛衫生意兴起了，有头脑的人纷纷做起了这行档生意，办起了家庭作坊，产生了大量懂技术的劳动力缺口。有的老板将加工好的半成品拿给附近村民加工成成衣。那时，有一个百桃乡的老板经常送货上门，要求妈妈加工，而且时间给得很急。妈妈为了挣钱，夜以继日地踩洋机，好几次都通宵达旦。有几次早上起来，走进妈妈房间，见妈妈一头扎进羊毛衫堆、弯着身子睡着，爸爸则躺在床上打呼噜。那段时间，我也是天天听着隆隆的洋机声入睡的，这也许是我童年听到的最熟悉的音乐了。

　　几年后，妈妈萌发了自己做衣服来卖的念头。她去一些老板家买来做羊毛衫剩下的边角料(因为价钱便宜)，回家挑出大点的做衣服，小的做口袋。因布料小，大部分被做成了童装。我那时就经常在星期天坐在小凳上帮妈妈缝纽扣。做了一些后，妈妈又骑着自行车去濮院一些门市部卖，当然，这样只能算批发价，一件只卖五块八块。为了省钱，中午妈妈不舍得去饭店吃饭，只是吃一碗小馄饨充饥。回家后，她又坐在了洋机上。随着衣服越做越多，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慢慢好起来了。妈妈又从镇上买回了一台大彩电，引得前来看新鲜的村民赞叹不已。妈妈自己也添了一根金项链。后来，妈妈又买了一台电动洋机，花了两千多元，毕竟脚踩的洋机又慢又费力。

　　后来，妈妈又从一些老板家买来一些长长的边角料，用来做夏衣，很凉爽。她每天早上去南日镇(现已并入高桥镇)上摆地摊卖，生意很好。当然，做小生意很辛苦，要招揽顾客介绍商品，要接钱找钱，还要防止有人趁乱偷东西。妈妈回来经常告诉我，总有人趁人多时偷布料，好几次被她抓住了。在与小偷论理时，摊上又有人藏了东西走了。做完一早上生意回家，妈妈就忙着做衣服，另外，还要去田地里干农活。

　　那时，农村做小生意的还很少，衣服又是农家的头等大事，村民们经常来我家里买布料。有的看到做裁缝有前途，还央求妈妈教她们裁缝手艺。妈妈也乐于教她们这一谋生手段，因为当时裁缝是很受人尊重的。

　　妈妈的青春是在衣服堆中度过的，除了做衣服，她没干过别的。即使后来不幸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她仍念念不忘她的衣服，依然想着有一天能坐到洋机上。她从袋子里面拿出亲手做的衣服，数好，标上价格，拿到村里的小店，以每件五块八块的价格出售。小店店主看她可怜，帮她卖了一些。但大部分仍放在家里。到最后，妈妈终于把电动洋机卖了，卖了四百，她自己也知道或许再没有坐上洋机的那天了。

　　妈妈去世后，整理她的遗物，留下最多的仍是衣服，足足有三大麻袋，不下百件。这些当时的时髦货，如今早已过时，但看着依然鲜艳。这些用边角料一块块拼起来的衣服，至今仍躺在家里，不曾掉色，不曾糜烂，用时间见证着妈妈勤劳、努力、朴实的一生，散发着她的聪明，也是留给我的最好财富。

　　如今，街上的服装店比比皆是，已经很少有人请裁缝做衣服了。偶尔在城市一角看到写着换拉链、拷边字样的裁缝店，我会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眼，看里面坐在洋机上的妇女有没有妈妈的身影。如果妈妈还在，她也许也仍会坐在洋机上安静地做衣服，或许她会开一家服装店。可以肯定的是，她还会与衣服做伴，把它们做好，让它们干净舒适地穿在忙碌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