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之前在当地文学界还属于名不见经传的桐乡濮院镇夏云翔“梅泾老翁”，写作技痒，痒得不可开交，继石破天惊地出版了他的《共望明月各自泪》之后，终于隔年之后，又写了现在的这集散文。

　　怪他自己去年忽然就在“老翁”的年纪上摆弄了一下文学，从此尝到甜头，一发不可收，上了不归路。

　　我所说的不归路，重点还不是指他的现在，是指他的将来。他现在不过是写了第二本，我要说的是，他明年、后年、大后年肯定还要写下去。凭他这辈子干什么都执著的秉性，要他刹车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也没有必要刹车。

　　依我看，他的尝到甜头，这一年来，很是明显。

　　首先，他是尝到了“文章千古事”的甜头。

　　我们都知道，文章与文人，在我们这个社会忽然转型的开头那一阵子，是很不被人看好的，还摆弄什么文章呢，酸溜溜的，有本事就创业发财去。那一阵子生意人很不尴尬而文事很尴尬。当然，那时文事的尴尬还有文事本身的原因，因为脱胎于那个啥都不正常的年代，我们的道貌岸然的文章常是大白天说瞎话，说套话，说不实事求是的话，那是时代的惯性使然，也怪不得要受社会的冷遇与唾弃。社会毕竟开始多元与越来越聪明了。

　　现在的情况可不一样了，社会摆脱贫困以后，文学又热了起来。一千两百年前的杜甫老先生所言的“文章千古事”许多人又开始重新相信了。毕竟，文字作为信息流是可以奔腾千古的。孔老夫子早就识破了这个玄机而开始口授大量的语录并兴致勃勃地编撰《诗经》；司马迁也可以蒙受失去命根子的屈辱而把一代代的江山纳入他的文字，照样有男子汉的豪气万丈；因为这些圣贤达人都明白文字所具有的最终的力量，所以曹丕也会在他的《论文》中断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由分说就把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原则调换了次序，以文章为冠。这个道理，现在又开始时兴了。

　　夏云翔果断“立言”。去年仲夏他出版的《共望明月各自泪》，写的是自己的家族史，我在一篇读后感中曾经这样评价：

　　我们常常用概念或者较粗的线条来勾勒历史，往往不知道历史的细节与“实证主义”会这么打动人。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细节。夏云翔在这本纪实散文集中，就喜欢用小数点式的精微娓娓讲述他的家族演变，甚至讲到他父亲怎么在家乡已经“解放”的情况下，依旧跪在老母面前磕了三个响头，毅然转身，奔向海峡对岸；讲他如何苦苦等待父子团圆，后来怎么有了台湾妈妈，而他的未见面的台湾妹妹幼羚竟怎么成了台湾的“飞弹女神”，连台湾著名的“捷羚导弹”都是以他妹妹的名字命名的；讲他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是怎么样的不安分，先是做了濮院镇一家乡镇企业的厂长，而后又如何辞职创办镇上第一家私营羊毛衫企业，而这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企业又如何成为濮院羊毛衫行业的“黄埔军校”，自此，濮院的私营毛衫企业便如雨后春笋，与二轻、镇办的毛衫企业竞相争辉，濮院这一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于是也就在濮绸传人的共同发力下一举冲天，声震中华。看来夏云翔当年这一震耳欲聋的发射，也并不亚于他那台湾妹妹所研发的导弹。

　　这个“泥水匠”所在的夏家，一代代都不简单。要是他那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乡长”与“游击中队长”的父亲，不在那个年代用钞票贿赂罗湖的一支“解放军巡逻队”而抽身大陆，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吗？他父亲的命很可能就在“镇反”或“反右”或“文革”中终止，这应是历史定局，从而夏云翔的个人历史也得全面改写。让我感到惊异的是，夏云翔用如此冷静的笔墨将这一段不大好表现的历史，描成了一副工笔，丝丝入扣，不夸饰，不回避，入木三分，令人叹服。

　　也就是说，夏云翔运用自己的笔触，运用文学的手段，将夏家命运发展的种种不寻常，都稳稳地立在历史上了。这其实是一种了不起的方法。他当然尝到了甜头，通过书籍的娓娓道来，通过报刊的广泛宣传，通过各种电子传播手段的更加无孔不入的轰炸，天下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他所供应的这一段家族史，并且通过这一段极具个性的家族史，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入民族史与社会发展史。

　　这种“文章千古事”的感觉，多么甜蜜。

　　其次，我以为，夏云翔是尝到了文字摆弄的甜头。

　　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文字调遣是一个兴味多多的过程。许多诗人与许多作家为此着迷。文学当然在于思想，而有趣的是在于文字。一把文字能像万花筒一样把一个世界搞得团团转而且漂亮迷人。

　　夏云翔自打年轻就有一套泥水匠的本领，知道什么叫营造，知道一样东西应当有什么样的内在与什么样的外观，这也是他后来能顺利创办濮院镇第一家私营羊毛衫厂、第一家武馆的看家功夫。显然，他也把这一看家功夫用心地花在文学写作上了。去年夏天出版的那册《共望明月各自泪》，文字也如行云流水，而且注重叙述中的细节，读者普遍反映阅读效果好。这一次他捧出的《梅泾老翁话梅泾》，三辑文字，也是注意在细节处下功夫，使光滑的纸面有了历史的凹凸感，一个铺着青苔与绿荫的濮院古镇就坐在上面，字里行间透出了石桥下的橹声与巷子青石板摇动的轻响。

　　你看他的极具历史感的质朴文字，也就是这样的文字可以勾勒濮院镇的历史的质朴：

　　油米厂过去是徐恒源油坊。油坊都是手工操作的，你要多出油，作坊里要保持一个高的温度，门窗要少开。冬天还好，设想一下夏天，用稻草包好的炒菜籽屑(茶籽石磨碾碎谓菜屑)做成磨盘状，温度200度，由助手一个个安放在木制的榨油车上，并初步用小石榔头打几遍，这叫做头道初榨。初榨结束后，油车师傅出场了。

　　由于车间小，通风差，当时师傅出场的标准装束是：额头上打个头箍(与现在网球选手额头上的差不多)，防止汗水滴进眼里，上身赤膊(“油车膊士”名称来历在此)；下身裤子实在穿不了，扎一块布，脚登一双草鞋。

　　以前叫打油，不叫榨油的，油实在也是打出来的。石榔头20—50斤不等，看各人的体力。50斤的大榔头听说好气力的人也打不了十下的。

　　食堂24小时开着，体力消耗太大，工人随时可以吃饭，但也不能吃得太多，不然做不动。那时候没有高能量的东西，有也是吃不起的。

　　那时候下了班还要开会，说要赶超英美人很累，生命透支。那一批人很少有人活到退休，想想也是罪过的。本地人干不了这个活，全是绍兴人。

　　油厂东面紧连着粮管所，粮管所面积很大，这里收购农村的茶籽、稻谷。同时也供应全镇居民的口粮。记得早稻米每斤一斤粮票，加人民币一角三分七，迟稻米一斤粮票加人民币一角五分八。

　　油厂过东又是供销社的房子。这里是专门卖竹器的，河里浸着几排竹排，河边墙上高高的靠着一捆捆毛竹，有一位叫沈阿有的师傅在用火烤着罱泥的罱泥杆，还有弯的铁耙柄也要在火中烤一烤，这可是个技术活。

　　河边沈师傅的毛竹店西面的西廊棚下，有个做“胡蜂窠”(濮院蛋糕)的高个子老人，是油米厂电工刘德生的父亲。他边做边卖，时常排着十几个人的队伍。“胡蜂窠”黄橙橙的，焦黄发亮的糕面上有一粒猪油和几根红绿丝，咬开来是滚烫的赤豆沙，五分钱一块，好吃极了，那时候，我只能在梦中吃到它。

　　我们也仿佛是在梦中吃到濮院古镇了，而且“好吃极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散文集的第二辑中，作者搜罗了曾在这个古镇中流传的十二则“文革”笑话，那种“鼓声穷穷穷”与“打倒我爹”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也与优雅质朴的古镇浑然一体，让人感叹历史竟然如此真实，一个濮院就是一个微型中国。

　　也让人思索，历史应该怎么走。

　　所有写过去的笔，笔尖其实都是指向未来的。

　　夏云翔老兄在此册中的文笔，亦是如此。

　　所以，我像推荐他的《共望明月各自泪》一样，也推荐他的这本《梅泾老翁话梅泾》。这两本书都是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