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茅盾诞辰120周年。最近，我重读茅盾的《回忆录》，发现他和史沫特莱女士有深厚的友谊。

　　史沫特莱(1892—1950)是美国革命作家，1928年12月来到中国。茅盾与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夏天。那时史沫特莱名义上是《佛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第三国际工作。30年代先后在上海创刊的两个进步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其幕后人都是史沫特莱。茅盾和鲁迅与这两个刊物发生关系，也是由于史沫特莱的介绍。史沫特莱只会讲一点中文，但懂英文和德文。而茅盾懂英文，鲁迅懂德文。所以史沫特莱凡有事情需要商量，就往往采取聚会的方式。

　　史沫特莱关心茅盾的作品向国外介绍的情形，多次问他《蚀》和《子夜》是否已有人在译成英文。茅盾答以不知。于是，史沫特莱就决定自己找人把《子夜》译成英文。这是1935年初夏之事。到了年底，史沫特莱告诉茅盾已经有人把《子夜》译成英文，她已读过英文，要茅盾为这英译本写一篇自传和一篇自序。茅盾对她说：“小传我可以写一篇，但打算用第三者的口气写，因为外国的读者更欣赏客观的介绍而不喜欢作者自己去说三道四。根据同样的理由，我建议由您来写序。”史沫特莱采纳了茅盾的意见。她说：“我可以写序，不过我需要一些材料——一份中国读者对作者评价的综合材料，你能不能提供？”茅盾为难地摊开了双手：“这个我也不好办，对我的评论有各式各样，即使是战友，对我尚且褒贬不一，由我来归纳这些意见就太难了。”史沫特莱想了想说：“我请鲁迅先生写。我这就写一封信，请你交给他。”对于外国人这种直率的作风，茅盾不便再推托。

　　第二天，茅盾就把史沫特莱的信送到了鲁迅家中，并向他说了事情的经过。过了几天，鲁迅写信告诉茅盾，史沫特莱要的那份材料，他已转托胡风代笔了。又过了半个月，鲁迅把材料寄给了茅盾，信上他特地叮嘱：告诉史沫特莱，这不是他自己写的。茅盾把这份材料连同自己写的一份自传，一起寄给了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花了偌大精力的那本英译本《子夜》，最终却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出版。

　　1936年春节后，茅盾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央，忽然对他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茅盾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几句就行了。”茅盾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茅盾因为还要到别人家去“拜年”，就告辞了。后来，因为忙于别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起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4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茅盾：“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茅盾由此猜想，史沫特莱一定是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寄莫斯科，才发电报到陕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茅盾第二次又听到讲起这份电报，是在1940年5月，茅盾全家到了延安，暂住交际处。张闻天来看茅盾。茅盾介绍了30年代上海左翼文学运动內外斗争的种种情形。在谈话中，张闻天插了一句：“你和鲁迅给中央拍来的贺电，我们收到了。”当时茅盾漫然听之。在茅盾看来那早已是历史陈迹了，当然没有想到要去追问电文的内容。

　　茅盾在《回忆录》中感慨地说：“谁能料到这份电报在全国解放后竟成了一大‘疑案’。其实，鲁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崇敬，在我与鲁迅的单独接触中，从他的口中听到的多了，只不过这些话他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讲，在通信中和日记中，他是不谈或故意不记的，而这份贺电不过是他的这种感情见诸于文字的一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