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春天，而立之年的我尝试业余写作。有一天，周敬文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彼时，他正在文化馆编辑《桐乡文艺》。周老师相当热情，说我的小说《搬家》蛮不错，打算刊用。当我表示自己水平十分有限时，周老师说，我们业余作者本来就是写点小文章，又不是一定要写大部头。那时的我不曾在报刊登过作品，就是本地文学圈，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周老师的鼓励下，我硬地掘鳝，虽然始终写不出啥名堂，几年间好歹在大小报刊发表上百篇“豆腐干”文章，一度嘉兴范围内不少人对“苦李”这个名字不陌生。现在回顾当初，假如周老师对我这个新手不闻不问，以我一向的平庸复懒惰，要不了多少日子，一准会完全失却热情。

　　10年间，我与周老师差不多成了忘年交，虽然，写作是一种个人行为，我和他实际上各写各的。性格和善，平易近人，这是周老师最大的特点。虽然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乃至副主席，都算不得什么官，不过作为一个长者，在我这样的平民晚辈面前，还是可以适当摆摆架子的。但是周老师没有，完全没有。因此，内向的我乐意与他交谈。跟他说话，轻松自在，可以说是完全放松。

　　刚实行双休时，桐乡卫校曾请周老师每个星期给写作兴趣小组讲课。他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偶尔邀我同去。我欣然前往，面对几个未来的护士，即兴发挥，现身说法，效果也还不错。

　　开会，取样刊，外出采风……10年间，与周老师多有联系。以致我那毫不关心我写作的妻子也终于熟悉周老师的名字，且知道他是个和蔼的人。我那篇入选《2000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的《纸条的故事》，真的是在地上捡到妻子一张“周老师打电话来要你去”的纸条才触发灵感，且上一天我真的刚去过周老师那里。聊到这一节，周老师笑着对我说：“这篇东西是你捡来的。”

　　周老师时常跟我聊起他女儿，以及女儿所在的初中。有一次跟我说，明天要去开家长会。我当时教初中，有时他会打听初中的一些情况，比如作业量什么的。这一点令我感动，因为周老师跟他女儿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

　　后来，我去了一所新办的高中，顿时忙碌了许多。基本不再写东西，几乎忘了投稿这件事。我与周老师的接触日渐减少。

　　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不知是为什么，大约不为什么，正做着高三班主任的我忙里偷闲，去周老师上班的地方小坐。当时他在金仲华纪念馆的底楼办公。两个人聊了个把钟头。他说他新居的楼下近日出现一个简易菜场，一大早就十分吵闹，烦恼煞。我曾紧挨着公路住了6年，对噪声有最为深切的感受，自然立马产生共鸣。当然，最后我和他都无奈。离去时，他照例送我到天井外面。万万想不到，这竟是永诀！

　　市作协曾于2008年11月16日召开纪念周敬文暨《散柳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每个人，都怀揣一颗诚挚的心，对逝者的为人交口称誉，只因，这个被多数文友亲切地称为“敬文”的人真的是个好人。

　　得知父亲罹患癌症，当时正攻读文学硕士的女儿即刻回家，夜以继日将25万字输入电脑，这才有了《散柳集》。能在离开人世的前一刻，抚摩自己唯一的作品集，这对一生热爱文学的周老师来说是莫大的安慰。而女儿深受父亲影响，继续漫步在文学之路，无疑是周老师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