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面要求合并生产队，本村石匠里将石南东队、西队和石北东队、西队等四个小小队合并成一个大生产队，并队后为长丰大队第一生产队，简称长丰一队。然而，将队里所有的箩筐、扁担等农具上，写着长丰一队的红漆大字，经常游山玩水出远门的那两条五吨水泥船，请人恭恭敬敬地用黑漆，在船屁股上写上全称：浙江省桐乡县石门公社长丰大队第一生产队。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人民物质条件并不富裕，在农村露天电影场上放映黑白电影的银幕上，还没有出现男女勾肩搭背等暧昧镜头，歌词里更是听不到我爱你的灰色年代里，本队队长江菊林思想开拓创新，全面发展多种产业的大胆设想早已有之，为全村父老乡亲谋利益，他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队里创办了加工场、豆腐坊和茶馆店，使本队木桥头，白天机声轰鸣，晚上灯火辉煌，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长丰一队。

　　在热火朝天的氛围感染下，村里的年轻人更加活跃，他们简直像春天里的一把火。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自找对象蔚然成风——本村的小伙子、大姑娘成双结对，傍晚：村前屋后的稻草垛旁；墙脚边沿的桑树地里；河南岸边的竹岗墩里，几乎成了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但成功率不高，成功的，全村仅两对。当然，我所关心的是生产队里的样板戏。

　　听说，生产队文艺宣传队里的咬福松要扮演胡传魁——胡司令的消息传开后，有人说：“他本身瘦弱矮小，腰板子又像他母亲，从小患有搭肩驼，要扮成大肚子胡司令，简直是白日做梦。”没想到，聪明的咬福松从家里拿来一个枕套上绣着三颗红忠心的砻糠枕头，用一根种田绳，捆绑在自己的干瘪肚皮上，挺胸凸肚后，穿上一身虎皮黄军装，腰间拴一条棕色宽皮带，腆起他的大肚子，走起路来活像个胡司令。

　　我看过他们演出的样板戏，地点就在本村河南晒谷场上。当天晚上，演员们经过造型化妆和涂脂抹粉后，在那只一千支光太阳灯的照耀下，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他们闪亮登场。看胡司令大摇大摆地，从被单做成的布景后面走出来，满脸傲慢的神色，站在阿庆嫂面前(扮演者沈杏娜)，他左手叉腰，伸出黝黑的右手，食指指着刁德一(扮演者沈坤松)，带着颤抖的京腔，唱着：“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唱毕，“台下”欢声雷动，大伙拼命地鼓掌，拍得手心都发烫。

　　当他们活灵活现地展示在父老乡亲面前时，看着他们从小露出小屁股一天天地长大的——那些左邻右舍的大伯和大妈都傻了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乌子，人物、形象就像从电影银幕上搬下来的一样精彩夺目。让人感叹不已，让人百看不厌。

　　那时，除了观看样板戏之外，就是欣赏王永潮老师的宣传画。年纪轻轻的王永潮，自从当了人民教师后，全村父老乡亲为之骄傲。我悄悄地崇拜着他的画。我亲眼目睹王老师在小队茶馆里的一次即兴表演——他用素描的手法，在茶桌上画过一幅杨子荣——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者童祥苓的肖像画。王老师用一个粉笔头，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杨子荣的肖像来，不到两分钟时间，桌面上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了雄姿英发的杨子荣半身像再现在大伙眼前，大家惊讶不已，个个拍手叫好。

　　聪明的王老师，工作尽心尽职，做人一贯低调，绘画一丝不苟，生活充满情趣。因王老师身有缺陷和社会上的偏见，年轻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工夫不负有心人，当了大半辈子光棍汉的王老师，到了近似黄昏，将要退休时渐露才气出大名，他的《茶馆》和十米长卷《书童游戏图》等，以杭嘉湖地区民情风俗为主要创作题材，深受过来人士的喜爱，尤其是在农村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更加爱不释手。我喜欢《剃头阿有》，看到这幅作品，仿佛回到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童趣味实足的《过年》、《春雨》、《暑假》等作品，它反映了乡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王老师的作品，不但色调简洁，而且非常耐看，更让人有一种亲切感。

　　几年前，在写得一手好字的朱福根陪同下，去石门镇上堰桥浜岸边的石门中学宿舍楼看望王永潮老师。王老师对我的拜访很高兴，他只管跷着一只脚，跷进、跷出地寻找自己的得意之作，后来拿出几幅装裱好的作品让我挑选。我觉得无缘无故索取他人“财物”有点不好意思。王老师看出了我的顾虑，即放开嗓子说大话：“永林啊！我同你还有啥难为情，有几个单位来的人与我浑身浑脑不搭家，这帮家伙见了画就像强盗一样抢着要。”在王老师的开导下，我选了一幅《秋菊》留做纪念。

　　现在，我与王老师还是同住一“村”——河坊人家小区。我们两家前后距离不足百米，即兴时去王老师家坐坐，喝杯茶，聊聊天，方便之至。

　　成名后的王老师，在生活中，不光娶到了年轻漂亮的媳妇，还有现成宝贝女儿；在社会上，有一批资深望重的领导、同事和弟子，时而前来府上抽根烟，喝口茶，欣赏他的新作。同时，对王老师另一手嗜好——他精雕细刻的烟斗品头论足一番；在职业上，一茬又一茬的学子，莫名而来拜师学艺。可以说，王老师现在桃李满天下。

　　队里的文艺宣传队结束后，上面要求各生产队自办夜校，组织社员学习文化知识——称扫盲行动。同学沈建林语文基础比我好，他十五岁那年当上了本生产队夜校校长，十四岁的我只能帮他揪揪猪尾巴——做助教。

　　夜校的开办，着实火红了一把：火红的不是沈建林当上临时校长而改变了命运，而是我们生产队夜校学习的氛围；火红的不是两个毛头小伙子上课时乡亲们称老师的尊重，而是全村男女老少大小文盲求知的欲望；火红的不单是我们得到了锻炼自己的机会，而是队里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取长补短的学习平台。记得我们将“愣”误读“懵”音时，正在下乡检查夜校开展情况的老师，为我们纠正时的尴尬场面。红红火火的是普及农村文化知识教育，学习科学种田的那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