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樊金树先生希望我能够把发表于各地语文刊物上的文章汇编出书，他将书名定为《中学语文教学手册》。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作，因此，他建议我找一位名人来题写书名。

　　当时，我首先就想到了当代语文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他的文章《多收了三五斗》。就这篇课文，我还发表过分析文章。如果叶老能够题写书名，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不知道叶老的通讯地址，通过江苏一个文友的帮助，才得知了叶老北京的住所。于是，我很忐忑地给叶老写信，恳请他为我这个年轻的老师题写书名。信寄出以后，我惴惴不安，仿佛做了一件错事，总觉得不应该去打扰叶老。然而，没有多久，我就收到了叶老的亲笔回信。叶老用横竖两种形式，在宣纸上工工整整为我题写了书名。信中，叶老还说，因他眼睛不好，所以字写得不好，如不用，可以弃之，决不为忤。

　　叶老的字，苍劲有力，非常漂亮，为我的第一本书作增添了光彩。这本书，后来出版增订本，数次印刷出版，发行量将近11万册。

　　此后，我还与叶老数次通信，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总是显得十分恭谦。一次，我寄去一张我的小照片，他回赠给我一张他的大照片。他还为我主编的《1978～1979全国得奖小说》题写了书名。后来，这本书被出版社耽搁了，没有出版，十分可惜。

　　此前的1979年，我主编的《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研究》在内部出版。当时，我请茅盾先生帮我题写书名，他也没有二话。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寄去了5本样书和10元的书名题写费，可是，题写费却被退了回来。茅盾先生的儿媳、秘书陈小曼给我回信说，沈老从来不收什么题签费的。后来，茅盾先生还为我题写了三本书的书名，并不厌其烦地写信回答了我关于《春蚕》里桐乡方言的问题。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常常四处求教，自己如有一孔之见，就写成文章发表。有一次，我读到了国内的鲁迅研究权威李何林先生一篇文章，是谈鲁迅的《一件小事》。对于其中的观点，我有不同看法。于是，我将值得商榷的问题写成文章，寄给了华中师院刊物编辑部。不久，我的文章发表了，同时也发表了李何林先生阐述相关问题的文章。尔后，我还收到了李先生从北京给我寄来的书，是关于鲁迅研究的内部出版著作。

　　李先生这么谦虚，这么关心年轻人，如此心平气和地对待不同的观点看法，令我没有想到。

　　1981年，我应邀去山东烟台参加全国鲁迅研究班学习。研究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先生，并聆听了他讲解《野草》。晚上，我与安徽的文友一起去看望李先生。他得知我就是方伯荣后，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研究鲁迅，就要靠你们年轻人了！”

　　此后，我与李何林先生长期保持通信。后来，他的目力衰退，写回信常常总要耗时两天(他在信里会特意注明“以上是昨天写”，云云)。

　　如此虚怀若谷、高风亮节的前辈，都让我碰上了！

　　西北大学的单演义教授，也是一位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一次，我希望他为我主编的《鲁迅研究续编》提供文章。他给我寄来了一万多字的文章(那时候没有稿费)。第一次，他把鲁迅的原文《文学和出汗》写成了《文学与出汗》。我编辑过程中发现了，已经自行改正过来。没有想到，单教授稍后特地发来了电报，还寄来挂号信，指出他的笔误，要我改正。老教授如此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1986年，我去西安开会，特地去拜访单演义先生。见面时他的那股热情劲，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次，他提出一定要与我合个影，我们赶去照相馆。照相馆那天无法照彩照，他说“不行，一定要是彩色照相，明天再来！”于是，第二天，我们又去，留下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单教授留我在他家吃饭，因他自己不喝酒，便特地叫儿子来陪我喝酒——其实我也不喝酒，但盛情难却。我看见单先生书房的墙上有茅盾为他亲笔题写的诗词，得到同意后，我抄录了下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平湖名人周振甫先生开始通信交往，一写就是几十年。他是大编辑家、大学问家，古文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成就非常大。他曾经为我题写《历代名赋赏析》书名；还为我主编的《写作报》“名人谈写作”栏目写过文章，也为同是我主编的《嘉兴教育学院学报》写过文章。

　　周振甫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不仅学问功底深厚、谦虚和善，没有一点名人架子，而且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一枚信封、一张信纸。他一直在出版社工作，手头到处是出版社的信纸信封，可他写给我那么多的信件，没有一封是用出版社的信纸信封！我曾去北京开会，借机特地去看望周先生。他的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书，连他睡的床上，也堆满了书。

　　那次，我希望周先生给我留点墨宝。他题写了曾给钱锺书先生写的诗，那是他编辑《管锥编》以后写给钱先生的诗。我非常高兴。周振甫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铭记于我的心底。

　　钱君匋先生，我没有见过，但我向他写信提出请求，总是有求必应。他曾经为《嘉兴教育学院学报》题写报名，为我的编辑或参与的书作《历代散曲鉴赏》、《中国名传大观》、《初中语文读写教程》、《嘉兴城镇》等书题写了书名，为我主编的《书画乐园》题写了刊名。他89岁那一年，还写了“长乐无极”条幅送给我，之后，又应我请求，写了同样的一幅字送给了我的一位文友。

　　钱先生还是一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长者——我告诉他有人准备写《钱君匋传》，他马上回信表示，须他本人看过以后才能发表；他的出生地是“路仲”还是“路仲里”，他都会专门指出来……

　　几十年来，我还与不少名人交往过，诸如唐弢、薛绥之、吴熊和、马骅、丰一吟等。他们给我共同的感受是：这些名人，真正是学问功底深厚、谦虚谨慎、虚怀若谷、高风亮节。这与当前的某些所谓名人一切为钱的举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