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很好动，“碗大桐乡城”的角角落落，我都去过，但唯独对育婴堂望而却步——自我懂事起，大人就经常吓唬我：“养育堂(即育婴堂)去不得呀！那里有拐子(骗子)，专门拐小百戏(小孩子)！”

　　大约在1947年春天，我外婆家一个亲戚结婚多年没有生育，打算抱养一个男孩以延续香火，请我妈陪同他们到养育堂作作参谋。我则被一个娘舅背着随之前往。

　　桐乡育婴堂坐落于东门外星桥弄西，临河北向(即现在的金滨路滨河南苑C区门口往西十多米处)。此处的北港河之上，是装着石栏杆的育婴堂桥；桥南堍东侧，有一个叠砌考究的大桥洞。育婴堂门前是用青石板铺成的“白场”，白场西侧，有一棵遮天蔽日的黄榉树，树身粗壮，需两人合抱。

　　当我们临近养育堂的门厅时，就听到了小孩“哇哇”的哭声。听到哭声，我害怕极了，唯恐被拐子抱走，直嚷嚷：“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妈不住地好言相劝，并承诺给我买两个最爱吃的香脆饼，我才停止了吵闹。

　　走进门厅，从里面出来了一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坐堂娘娘(司堂)。她笑嘻嘻地边走边问：“你们要抱小百戏，还是放小百戏？”

　　我妈答：“要抱小百戏。”

　　坐堂娘娘又问：“要抱男的，还是女的？”

　　当被告知我们要抱男孩之后，坐堂娘娘开口道：“这里的规矩，你们晓得吗？抱小百戏，要出铜钿的：男的，三个银洋钿；女的，两个银洋钿。”说着，她叫来三个接婴奶娘，各抱一个小百戏让我们挑。

　　我妈和亲眷们看了看，直皱眉头。原来，三个小孩子，一个头上生疮，另一个面孔上有块大黑记，还有一个是缺嘴唇。

　　我妈很客气地对坐堂娘娘说：“对不起，以后再说吧！”说罢，我们转身就走。

　　在大人谈事期间，我偷偷地观望这里：育婴堂门口挂着一个开口毛竹管和一根小木棍，南面的墙边，有七八只大抽斗。回家路上，我问：“那里的大抽斗和毛竹管派啥用场的？”我妈说：“大抽斗是专门放小百戏的。有的人家，小百戏太多没工夫管，或者经济困难养不起，还有的天生残疾，或者有病无钱医，就放到养育堂，让需要的人家去抱养。毛竹管是用来打招呼的，竹管一敲，里面的人就知道有人来放小百戏了。”

　　桐乡育婴堂大约是乾隆六年由知县余必夔创建。汪兆鳌(汪文柏之子)捐市房基地一所，计大门三间、厅堂三间、佛楼三间、寝房五间，前廊后厢，四周砌有围墙，门外筑屏墙一座，上写“育婴堂”三字。乾隆五十九年，墙圯重建；至咸丰庚申，太平军将堂后房屋烧毁，仅存厅房三间。同治五年，知县富拉浑与沈宝樾倡捐，修复厅房，造乳妇房十二间，门厅亦加修葺。

　　育婴堂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是社会捐赠，育婴堂将受捐的房产田产出租，收取租金、米银，存典生息。二是取县里的丁漕票钱，以及桐乡丝业、典当业、烟行等的捐赠。三是拨乌镇厘局及善后局的二成丝捐款。大约每年可得千金。

　　育婴堂每年设司岁一人，司月六人，司堂、司医、司收各一人，接婴乳妇三人。自清末后，因经费不足，人员有所减少。收婴，以千字文为号，按月分编注册。寄养在外的，每寄养一婴给一籖，写明字号、年龄并乳妇姓名、居址。每月十五，乳妇携籖，抱婴到堂，领工钱三百文，验明肥瘦，分别奖赏。每年三月，发蚊幮、单衫、裙裤，九月发袄、帽、絮裤。有病报明司堂，医疗给药，病故给棺木，棺材停放北门外义冢，至冬掩埋。

　　早先的时候，育婴堂每年大约收婴一千或八百，雇佣乳妇约三十人，一妇哺乳三四婴，以致堂中婴孩死亡颇多。光绪二年，育婴堂改堂中哺育为劝送归保之法，凡婴孩明送至堂中，尽量劝归本母自养。育婴堂会视同寄养，按月发放例钱，期限一年。育婴堂备有一船，供司事巡视四乡，按户查察，兼查寄养之户。其法施行后，每年婴孩死亡量下降到了十数婴。

　　为便于管理，桐乡还专门成立了保婴会。保婴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理事若干。第一任正副会长由“程克昌”的程尚贤、程尚贽兄弟二人担任。保婴会虽说是个民间慈善组织，但规矩章法严密完整，赏罚分明，执法甚严。

　　90多岁的黄德仁老先生回忆道，他的祖母曾讲过一件事——大约在清朝末年，一天晚上，西帮岸附近网船上的人听到城脚下有小百戏的哭声，立即向养育堂报告。养育堂派人实地察看，经查验，确是堂中寄养在外之婴。保婴会即令寄养乳娘来堂阐明情况，乳娘哭着如实道来。原来，这个哭婴前几天“发惊风”，额头发烫，乳娘立即报明司堂，经司医多次诊治，不见起色，当日上午，突然“死亡”。乳娘便从堂中领取了棺木，草草入殓，置于西帮岸对过的城脚下。谁知，此婴并未死，只是暂时昏迷，醒来后哭声不断，惊动了网船上的人。虽然并非乳娘故意遗弃，但为严肃章法，保婴会仍罚乳娘在堂中做了一年义工。

　　直至解放，桐乡育婴堂被撤销，是处改设桐乡卫生院。1958年，又改为桐乡医药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北港河拓宽，育婴堂所剩房屋全部被拆除。从此，桐乡育婴堂的遗迹彻底消失。尽管育婴堂早已消亡，但前辈那种“善作魂，行善积德”的朴素理念，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