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一杯清茶，香气袅袅。暖暖手吧。他说，天气太冷。我捧在手心，欣赏着嫩绿的茶叶在热水中舒展开来，像一群轻盈的舞者在曼妙的乐曲中次第曼舞。北京应该更冷吧？我说。他点点头说是，零下十几度。又努努嘴说，那儿干冷，跟我们这潮湿阴冷不一样，况且屋里都有暖气更无所谓了。难怪北方人反而不适应我们这儿的冬天，我笑着说，今年又下了这么多的雪。他说气候倒没什么，只是风沙太大，实在受不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我说着又笑了。他也笑。我觉得我们笑的意味是一样的，这样的感觉是许久以前才有的。

　　有一年的雪也特别大，那么大的雪要到许多年后的今年才得以重见。我俩和所有孩子一样欣喜若狂。散学后，我们放弃了平日里的路线，绕道从别的村子回家，只为“洗劫”人家屋檐下悬挂的冰凌。我们挥舞着晶莹剔透的“双股剑”、“鸳鸯刀”，一路“杀将”过去，把难以计数的假想敌砍得人仰马翻、丢盔弃甲，一路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想起来好像还在眼前。

　　有乡亲来寻他父亲，见到他都颇有些意外，询问他的情况。他努力地组织着使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我一边细细地聆听着，一边玩味着沉沉浮浮的茶叶，就如同观赏舞者律动的舞蹈。他在杭州从事电子元件的研发，北京的朋友又不时邀请他去做网络。从他的言谈中，我感觉到他的犹疑和惆怅。

　　那年，因为家里的变故，我像一个匀速行进中的球体受到了阻击一样，彻底改变了方向。他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还是在振作后努力调整运动的方向，终于又驶上了“正轨”，并且风雨兼程。我们很少见面。有一回，他告诉我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和家里人总有些无从谈起的感觉，更不要说和村里的乡亲了，他们除却农事和经营，便只剩下日以继夜的赌博了。然而当我们散淡地闷坐在七月溽热的天气里，平静地述说完一些人和事后也相对无言。我们仅仅是坐着，聒噪的蝉唱搅扰着我们的耳膜，眩目的阳光将我们的话题切割得支离破碎。我们彼此符合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最后终于陷于沉默。此后更少有相见言欢的时候，与其搜肠刮肚地寻找彼此都熟知的话题，或者尴尬地四顾茫然，不如不聚首。渐渐地，偶尔得知他回来了，我也淡淡地回避了。而我也没有听说过他要来找我。我只从父母的言谈中了解到他似乎学业顺利。我想我也只有在心中默默祝福他了。

　　我递给他烟，他轻轻地摆摆手，我便自己点上了。他起身往我茶杯里续水，完全展开的茶叶顿时快意地翻滚起来，仿佛舞者在激昂的节奏中奔跑跳跃。我说，决定去北京发展了？他也给自己添水，搓揉着茶杯，好一会儿才说，都很难，更多的是家里。他说杭州要构建“天堂硅谷”，应该讲机遇不错，况且所在公司老总也待他不薄。可是以他的专业似乎北京更适合他，那边的合作伙伴几乎天天在招呼他。他顿了顿，抿了口茶，摇摇头，似乎是品味着茶香，又似乎是无奈地表达，你也知道我母亲的情况。人之常情嘛，我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我沿着重新呈现的道路一路奔走，择业、工作的同时，恋爱、成家，不久前又有了可爱的女儿，他却从一所学校换到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城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有一天我碰到他母亲，老人家出神地看着我怀中的孩子喃喃自语，神情落寞。而他父亲的情况也似乎并不如前了。那天邂逅，我猛然发现老人家的头发白了许多，腰背也略显得佝偻。我听说他父亲手中的营生不似先前那么顺遂了。虽然父亲不会像母亲那样长吁短叹，但同样心事重重。或许父亲的宽容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而给了他更大的压力。

　　他问我的近况，是否还在写作。我不置可否地点着头。我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貌似有据可循，实则散漫无当。我不想琐碎地谈论自己，更不愿意自己慵懒的情绪搅扰他此刻非常需要平静的内心。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茶，让温润的茶水不停润泽干涩的喉咙，不经意间，我已经抽了不少烟。他又要给我续水，我像我的乡亲们一样，把手盖在茶杯上说不要了。他怔了一下，把热水瓶放下了。几近干涸的茶杯里只剩下贴附在一起的茶叶，横陈着，像曲终幕落后的舞者，偃旗息鼓。

　　几天后他回北京。我想，无论如何，他作出了决定，这决定就意味着他运动轨迹的延伸和发展。作为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并不能给予他什么帮助，但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