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福的县桥，古称朗日桥，旧址在今崇德中路邮政局前，南北走向，横跨市河，正对县街。因其近县衙、县街，故俗称县桥。

　　记忆中的县桥不算高，三四级台阶而已，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石拱桥。桥北五十步远的位置，从后晋天福三年(938)崇德置县到1958年撤县，除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二十四年(1130～1154)因兵灾短暂寄治于东寺外，一千多年之中，这里一直是崇德县衙所在地。

　　从宋景祐二年(1035)至1949年，曾有来自五湖四海的400多名县(州)官长在此履职。他们为官一方，收赋司狱，坐堂理事，县桥是每日往来衙门必经之地。千年以降，世事浩瀚，这些县官都有谁，已没有太多的人关心了，但有几任“父母官”，不可不提。

　　比如，矢志抗倭，在吕希周协助下，“直塘改作九弯兜”，修崇德县城墙的蔡端本；勒石抑豪、修万历县志的靳一派;请币修桥、撰光绪县志的余丽元；力创新学、改传贻学院为石门县学堂的林孝恂(黄花岗72烈士林氏兄弟之叔父)。

　　还有民国县长毛皋坤。此公首倡建立中山公园，建吕晚村先生纪念碑，善莫大焉。不过，两年后，崇德遭遇大旱，四乡农民抬神拈香，披蓑戴笠，进城求雨，要县长出来一同前往求雨。偏偏此公自恃开明，杜绝迷信，同时，放不下县长架子，不肯屈随农民拜神求雨，乃令县警弹压，致伤人命，惹来一方众怒，弄了个罢官回藉。小镇中山公园现存其手书《吕晚村先生事略》碑，可一睹毛县长手迹，真乃潇洒遒劲、笔力深厚。见文如见人,足证毛公当时也是个干练的领导。但干练人偶尔也会办糊涂事，古今亦然。

　　数百名县太爷中，还有几个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人物，似乎也应一提：如最死硬的咸丰年知县——至死不肯向太平军投降，宁可自裁于县衙的李宗谟；最迂腐的光绪末年知县——迷信风水，迎逢乡绅，致原取道崇德的沪杭铁路改走海宁，使崇福坐失重大发展机遇的郑汝骙、尹象昂；最窝囊的宣统末代知县胡玉泽，他踌躇满志来崇德，上任不久，便遇上辛亥革命，没奈何收起七品官服，手执白旗，步出南门，去迎接浙江军政府派来的炮船，“城头变换大王旗”，成就了新老政权的交替;还有最亡命的军阀时期县知事——张良楷，1927年2月，得知北伐军将攻打崇德，他慌忙从县衙逃出,乘脚划小舟沿县前河出西水门，一路向西,避居于西门外祈塘寺埭小河中,后探知北伐军已入县城,大势去矣，张当即口吐鲜血,在随从的搀扶下仓皇逃遁……

　　1934年，崇德县府中还有毛人凤科长。毛乃江山人人氏，言语不多，面目和善，人称“弥陀佛”，和整个崇德县红黑两道关系皆厚。后来，毛人凤投奔戴笠，任主任秘书，戴笠死后，继任军统局长，成了赫赫有名的大特务头子。他于崇德县的经历，却鲜有人知。

　　县衙由南至北，依次为照壁、甬道、仪门、大堂、中堂、卧宅、后花园。两侧为六曹房及典吏署、主簿署、花厅等，占地十余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县衙后花园东侧曾开设“崇德县农民银行”。日寇侵华期间，这里被日本人设为总部。1939年4月，敌驻崇德的川岛部队在县城北大羔羊周家坟遭抗日军队痛击，被击毙50多余人，小鬼子仓皇逃回后，就在农民银行门前集尸焚化，将同伙骨灰装瓮后再运回富士山老家。无耻的侵略者命丧水乡，全县人民奔走相告，人心大快。

　　岁月冉冉，桥景依旧。昔日县桥下，河水清澈，鱼虾嬉戏，河埠边停泊着渔舟农船，时不时装来时鲜水果、菱藕荸荠，无需叫卖，购者如云，河坊人家自有静宁和舒适。

　　县桥两端，是繁华的崇德大街。名曰大街，其实宽不过七八米。但此街汇集了当年整个崇德的商业精华，店楼林立，整日里都繁华热闹。崇福建立农贸市场前，大街两厢，在清早还承担着农贸市场的功能，四乡近郊农民带来自产的鸡鸭果蔬，席地而沽，人声鼎沸，摩肩接踵。

　　1958年，崇德撒县后，崇德县府被用作崇福剧场和崇福中百公司仓库。几经改建，这里已无复当年的县衙格局。县桥也于1971年三湾取直、运河改道时被填埋，昔日的河湾终成大街，只留下千年的沧桑，凭后人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