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的一位老战友胡作民先生向我提供了一张1970年拍摄的洲泉祗园寺桥老照片，邀我写一篇有关祗园寺桥和祗园寺的文章。我欣然答应，并在6月18日与胡作民等四人去祗园寺桥实地察看了一番。

　　祗园寺桥位于洲泉镇市河西岸，过津梁桥经祗园寺路，在路南洲泉镇环卫所门口处。如今，此桥在地面上只露出一个“宝盖头”，桥身己被深深地埋入地下了，桥顶、桥面基本完好无损。桥面石的西边，长满了爬山虎等杂草，拨开草丛，还能隐隐约约辨认出“祗园寺桥”四个大字。这大概就是颜剑明先生笔下的“地上桥”了吧。

　　据当地群众说，祗园寺桥还有另外两个名称：一称京量桥：相传，洲泉出过一个姓牛的丞相，一次回乡探亲，为了方便周围百姓通行，便想造一座桥，可附近祗园寺的住持和尚怕破坏寺庙的风水，不同意在此造桥，双方为此打起了官司。最后，京城派人来调解，并按照双方提议的造桥地点，进行丈量，调解后使双方达成共识，最终建造了这座桥，因此称为京量桥。但“京量桥”的桥名及牛姓丞相造桥的故事，并无史实依据，仅是街头巷尾的一种传说而已；此桥二称牛污桥(即牛粪桥)，这实在是一个村野调侃之绰号罢了。这座桥是附近百姓南来北往的必经之桥，一些放牛的农户经常坐在桥上歇脚，而牛就在桥上拉屎，人们从桥上走过，一不小心就会踏到牛粪，久而久之，大家都叫这座桥为“牛污桥”了。

　　祗园寺桥是一座单孔石砌拱桥，据《光绪五年石门县志》第317页记载：“祗园寺桥：靳志在祗园寺前。”此桥，是祗园寺的附属建筑，而祗园寺建于梁代，这足以说明此桥最早可能是与祗园寺同为梁代所建。历经近十个世纪的梁代名刹祗园寺，早已不见踪影，而祗园寺桥孤单地遗存了下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洲泉市河拓宽，祗园寺桥下的小河要填平，有人主张将祗园寺桥拆除，在许多老人的百般劝阻下才得以幸免。祗园寺桥被深埋于地下，完整地保留至今。

　　在对祗园寺桥的调查过程中，人们总会谈到祗园寺。据胡作民先生介绍说：祗园寺位于原崇德县西北25里的洲泉镇，是一座建于梁代天监二年的名寺，原名为大善寺。至周朝广顺二年重建，又至宋朝大中祥符元年重建，易名为祗园寺。清朝乾隆年间重修，咸丰辛酉被太平军烧毁；同治四年，里人建大士殿、头山门；同治六年，重建文武帝殿；后，文武帝殿毁，遗像独存，供奉于寺西南的西庙中。

　　在祗园寺西南隅，有一棵梁朝桧(属柏树类)，尽管树皮剥落殆尽，但坚硬赛过铁石。盘曲的树枝长势繁茂，如兽之爪，枝距纷乱，根干混杂，盘根错节，分不清哪是树根，哪是树干，倒挂偃卧的叶丛似绿色的布盖，颇为宏伟奇特。观其形，抚其干，无不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在祗园寺东，为纪念宋代丞相赵汝愚，曾建丞相赵福王祠，即赵忠定公祠。该祠后毁于火，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重建，钱梦得为之撰《重建赵忠定公祠记》。清光绪年间，该祠又重建。

　　据说，祗园寺位于中市街西，规模很大，东起“十间头”，西至北塘廊，方圆足有百亩许。其中，有庙产几十亩，由僧人劳作耕种，自给自足。明末清初，祗园寺香火最为旺盛，每逢初一、十五，众多香客纷至沓来，殿内殿外挤满了善男信女。殿外烛光映天，香烟缭绕，殿内木鱼“笃笃”，和尚诵经之声不绝于耳。

　　祗园寺颇具盛名，许多文人墨客也常慕名而来。光绪辛未(1871年)夏，蒋石鹤应好友胡匊鄰、吴伯滔之邀，作客石门洲泉晚翠亭，三人诗酒唱和、金石为肴，不亦乐乎。石鹤还特地为古刹祗园寺题书“祗园禅寺”。

　　几经历史变迁，盛极一时的梁代名寺祗园寺败落了。解放前夕，这里仅剩下一座破旧不堪的大士殿和一个几乎干涸的放生池。1955年，它终究没有逃脱悲惨命运，被夷为平地。后来，一座刻有“建于梁代”四个大字的石碑也不知去向。从此，现存的“地上桥”——祗园寺桥，便成了梁代古刹祗园寺历史存在的唯一见证者。

　　可喜的是，经过洲泉镇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座新的祗园寺即将在古刹原址西南位置开工建设。不久，它将以宏伟壮观的崭新面貌，重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