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钱君匋曾拟定创作一套约50方篆刻作品的《战地组印》。印侧边款，以诗文记事，记录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这些篆刻作品，表现了一个文化人用艺术作武器，揭露挞伐日寇罪行，为唤醒民众、抗日救亡所作的努力。他的爱国情怀，令人敬仰。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开始后，日寇大规模调集军队入侵上海，钱君匋在上海平静安逸的生活被打破。无奈，他携家人撤离沪上，回到老家屠甸。不久，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战火很快又蔓延至桐乡。眼见桐乡也将陷落，他又向西经湖州、安吉，流亡至安徽广德。不料，在广德，钱君匋一行半夜遭盗，衣物被窃，狼狈不堪。随后，他们又仓皇西行，辗转经宣城、歙县，由祁门抵景德镇，再沿江至鄱阳而南昌。西行数日后，于滂沱大雨中抵达长沙。

　　在长沙停留期间，钱君匋与茅盾、郭沫若、黄源、张天冀等文化界人士一起宣传抗日救亡，颇为活跃，成为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后援会成员。后钱君匋一行去汉口，到达开明书店武汉分店。

　　1938年春，巴金自上海来电，邀钱君匋去广州，共同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在广州，钱君匋与茅盾、巴金、靳以等出版了《丛文》、《烽火》。不久，广州遭日机轰炸，也变成一座危城，他们又都从广州转至香港。至6月，钱君匋一行决定，重回已沦为“孤岛”的上海，结束流亡生活。

　　回沪后，为维持生计，钱君匋与五位青年男女创办了万叶书店，出版《文艺新潮》月刊，编辑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文艺新作、文集等，希望利用出版这一工具，为抗日救亡出力。

　　经历前后近一年的西撤流亡旅程，回上海定居后，钱君匋开始着手创作流亡逃难期间所构思的《战地组印》。由于忙于打理书店，又要对付日本宪兵对进步出版物的搜查等，所以，抗战期间，他仅完成了部分印章。日本投降后，《战地组印》才续刻完成。

　　至解放初期，组印的一些印章已遗失，所以，他又重刻，并对边款内容作了调整。然而，由于底稿保留不善，到1988年编辑《钱君匋论艺》时，他只找到《战地组印》残稿十三方。钱君匋感慨道：“时间虽然相隔不过半个世纪，但已难以收全了。”

　　因年代久远，后来，组印中24方的印面和边款，钱君匋甚至“难以搜忆了”。留存下来的，连同他能够记得印面和边款内容的印，只有26方。这26方印如下：

　　有边款内容的13方：《廿年尘梦》、《故乡无限好，只是久留难》、《战火逼吾庐》、《祁门半宿》、《三宿鄱阳湖上》、《一途寒雨入潇湘》之一、《一途寒雨入潇湘》之二、《流寓长沙》、《汉口半月》、《雪行三省到珠江》之一、《雪行三省到珠江》之二、《广州三月作书贾》、《钟声送尽流光》。

　　忆及印面的13方：《湖州十日》、《山中七日》、《鄣吴福地》、《广德遇盗》、《千里之路，徒步以尽之》、《南昌访旧》、《广州在火海中》、《九龙小住》、《孤岛隐名》、《万叶被搜》、《文艺新潮》、《第一年》、《传讯频仍》。

　　《战地组印》并未结集付梓出版，加上年深日久，印稿丢失许多，所以，我们今天难窥其貌，只能从钱君匋所编的各种印集中寻找踪迹。我藏有钱君匋的不少印谱，但缺少1940年、1942年万叶书店时期及宣和印社出版的钱君匋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