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1905年出生，1976年去世。他没有赶上使用新中国身份证的年代，但他的一生当中，曾有三张表明身份的证件，它们是“良民证”、“中华民国身份证”及新中国时期的“选民证”。

　　1937年，日军入侵崇德。从此，崇德人民陷入到近八年的水深火热苦难生活中。日伪军为了强化对老百姓的残酷统治，实行保甲制度，并强令每个老百姓都必须领用“良民证”。我爷爷是制衣的裁缝，经常出门，为了确保外出时的安全，不得已办了“良民证”。

　　在日伪统治的黑暗年代，爷爷被逼迫着拿上了“良民证”，可是，这样的“良民”依然差点丧命在鬼子手上。我小时候，总听他讲述这些惊险的遭遇。

　　1941年初夏的一天，爷爷吃了早饭，去田里察看稍早时候栽种的水稻长势。没想到，他穿过门前的竹林拐弯后，迎面碰到了一队从卢母桥过来扫荡的日伪军。这股敌人有三十多个伪军、八个鬼子兵，爷爷来不及躲避，被他们捉住了。他们要爷爷带路去朱家木桥，爷爷只好带着他们前往相距三四里路的目的地。到了朱家木桥，日伪军又捉了三个农民，让他们四个人再带路，去南日一个叫田上头的村庄。

　　日伪军出门扫荡时，对经常出没在亭桥、南日一带的国民革命军62师非常顾忌，所以，总是让老百姓走在最前面，伪军走在队伍的前端、后段，鬼子则走在队伍中间。为了避免受到抗日部队的伏击，日伪军的队伍拉得很长，分得很散。

　　鬼子的队伍，就这样在乡村小道上战战兢兢地慢慢行进。到达田上头时，已经接近中午了。日伪军包围村庄，四处设岗，派人到村里抓鸡宰杀，还让我爷爷等几个人去田里替他们挖芋艿来烧煮。折腾很久后，日伪军吃饱喝足了，有个鬼子兵对着我爷爷叽里咕噜喊起了话。爷爷听不懂，就傻傻地站着，那个鬼子看他没反应，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就冲了过来。这时，伪军队长抢先过来给了爷爷几个耳光：“太君要你的火柴！”爷爷没敢出声，忙把放在身上抽旱烟用的火柴给了他。

　　谁知道，鬼子拿了爷爷的火柴，去村子西面的人家屋里放起了火，烧毁了三间房子。

　　午后，日伪军向南扫荡，迂回到亭桥后，沿北沙渚塘退回崇德。走过一处田野时，鬼子看到在几十步远的蚕豆地里有一个正向他们张望的农民，一个鬼子举枪就打，农民应声倒地。日伪军来到亭桥北面的石桥时，碰到村里一个聋哑迟钝的人，鬼子搜查时，见他手上没有老茧，便硬说他是“支那兵”，把他推进了河里，并开枪打死。看到日本鬼子这么残暴，我爷爷他们四个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发抖，想逃却不敢跑。

　　那时，刚好是黄梅天，日伪军行军到亭桥北面的油坊时，天气突变，雷声隆隆，暴雨骤至。日本鬼子争先恐后躲进了油坊，伪军队长对我爷爷等几个百姓使了个眼色，他们趁机钻进墙角旁的小弄，冒着雨，沿着田野小道逃掉了。

　　如果没有那场暴雨，爷爷他们几个人这次很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日伪军总是把抓来的老百姓带回崇德据点，让他们做苦力，其中，很多人累死在了里面。

　　爷爷被日伪军带走后，家里人慌得乱了套。当时，我爸爸9岁，姑姑7岁，叔叔4岁，就奶奶一个大人，她提心吊胆，不知所措。隔壁爷爷冒险去朱家木桥打探消息，谁知，那里的人同样也是担惊受怕，除了等，别无他法。而且，不时还有“坏消息”传来，说被抓去的人耳朵被割掉了、鼻子被割掉了等等。出现以讹传讹的消息也难怪——那时，日本鬼子残杀无辜老百姓的事，经常发生。

　　当爷爷冒着风雨、脸色发青、浑身发抖回到家时，家里人无不悲喜交加。奶奶的第一句话则是：天上菩萨保佑！

　　此后，爷爷再也不轻易出门了。如果真的有事要出门，他也尽量走乡村小道，以避免碰到日伪军。日本人投降后，爷爷当即把那张令人耻辱的“良民证”烧掉了。

　　1947年，爷爷做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白色底子，铅印的字体。证件上，标明了浙江省崇德县，爷爷的姓名王子荣以及出生年月，号码是“崇登字第10896号”。身份证还标注了颁发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证明长官”栏里，盖有虎啸乡乡长顾柏祺的篆体私章。家属栏里，则填写着：妻子倪云生，子栈庆，次子有庆，女四娥。栈庆是我的父亲，后来更名为寨庆，有庆是我叔叔，四娥就是我姑妈。住址写的是虎啸乡，“行业职位”是“衣、自耕”——表明爷爷是一个制衣的裁缝。

　　据《崇福镇志》“大事记”记载：民国37年9月，发出国民身份证6820张，尚有200余张未领取。这里记载的，大概是后来几次发放身份证的情况。“中华民国身份证”显示了抗战胜利后崇德百姓生活相对安定的状况，也标志着普通人的生命有了相对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村埭划属卢母乡。后来，行政区划又有变动，归属了留良乡。1961年2月，56岁的爷爷作为选民，参加了留良乡选举委员会组织的选举，真正成了有身份、有合法权益的人。

　　曾属于爷爷的三个证件，“良民证”烧掉了，“中华民国身份证”和之后的“选民证”，被爷爷奶奶保存了下来。毕竟，这两个证件都有各自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