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乌青镇办起了两所小学，这是桐乡维新运动后倡导新学的开端。其一，是在立志书院基础上办起来的立志小学，学校校址在茅盾宅邸隔壁，校长为卢学溥。另一所是乌镇儒商、乡绅沈和甫斥资兴办的中西学堂，租用孔家祠堂作校舍，并聘请吴肖桐任校长。1907年，中西学堂迁入北栅奉真道院，改名为乌青镇植材高等小学。

　　1937年，日寇入侵，学校被迫停课，学生失散，教师失业。不久，植材小学被夷为平地，立志小学也毁损惨重。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宫小学旧址办起宣传所谓“东亚共荣”的小学，但学生寥寥无几，教师也不愿去任教。

　　抗战期间，乌青镇失业在家的教师出于本能、民族良知以及生活需要，办起了形式各异的家塾或私塾。这些家塾、私塾，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只几个学生，有的也有上百人。为了避敌伪耳目，家塾私塾均不取名，仅统称学塾。他们在抗日形势变化中灵活机动，在“夹缝”中办学育人。

　　如：青镇(现乌镇)南栅办在张同盛内的学塾，教师有沈侃铮、沈宝琦等人，学生达一百多名。不久，河对面适园(现乌镇医院旧址)驻扎了日军，为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学校先迁入东栅三里塘的茧厂中，后又迁入中市(东土地堂)内。另有教师杨济时和性通法师在南栅郊外的茶亭庙内办了一所私塾，有二三十个学生。青镇中市的晚清秀才、原植材小学教师张鹿荪，在自己家中办起了“私塾”，学生最多时有近百人。东栅孙家办起了家塾，请人到家中教少年木心孙仰中读书，木心的表弟兄和隔壁邻居孩子沈钤(沈罗凡，现乌镇中学退休教师)等一起陪读。木心在遗作《海伯伯》一文中自述：“我在考入正式的大学之前，曾是六个家塾教师的门生，四个是被淘汰了的，两个是历久不衰的学问家。教中国古典文的是前清举人，一代名儒；教西洋现代文的是东吴大学早几届的文科学士，杜威博士的高足。二师言之谆谆，诚心诚意要我学贯中西……”这段文字，叙述的正是木心在1937年植材小学解散后在家塾读书的情况。

　　乌镇北栅，张宝源银楼主人延请了晓庄师范毕业生沈定夫来家中课读子女，“名师出高徒”，附近学生纷至沓来，陆续增至30多人。于是，家塾后来迁入了“人寿丰”中药店内的厅上，家塾改办成了私塾。沈定夫家住西栅洪昌弄内，沈夫人徐祥芬也在家中办起了一所私塾。听我母亲说，我的两位舅舅就在他家里读过私塾，只是因外公“重男轻女”，母亲没有得到读书的机会。

　　洪昌弄内，另有沈仿贤在西栅通霅小学旧址办起了私塾。在西栅，当过植材小学教师的费言如在家课读儿子费礼和，邻家孩子央求随读，也有七八个学生。

　　留守教师们在“夹缝”中办学，他们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坚守岗位，使乌镇的孩童们不致失学，中华文化在乌镇得以传承，抗日救亡、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得以延续。教师们虽然各自办学，但和衷共济、一致抗日，与敌伪巧妙周旋。例如，当敌伪软硬兼施、逼迫张鹿荪先生将近百人的私塾并入敌伪小学时，他趁敌不备，夜间雇船，举家迁往严墓(今桃源)镇近郊，宁可去镇上摆袜摊为生，也不愿向敌人低头。当时，教师们甘守清贫，私塾主要靠学生的学费维持。家塾教师的薪酬当然由该户人家支付，处境要好一点。

　　为了遮掩敌伪耳目，有的学塾挂起孔子画像、供着“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牌位。而课本问题，采用两个办法，一是采用《三字经》、《百家姓》等旧时启蒙读物；二是自编，刻蜡纸油印《中华活页文选》，算术、常识等课则靠教师板书与口授，比较灵活。教师还会随机插入抗日民主教育内容。时局不稳时，家长们不敢让子女外出，为此，私塾常被迫中断、停办。为了在较为安全的时日争取时间，学塾并没有寒暑假。有时，上课时间遇到“起潮头”(土话，指突发事件)，学塾便开启后门，让家长来校将学生接走。

　　这种在“夹缝”中办起来的学塾，灵活机动，时而转移，时停时开，一直持续到了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