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书店，是钱君匋先生于1938年7月在上海创建的。1953年，当时的万叶书店、教育书店及音乐出版社合并，组建成立了上海新音乐出版社，钱君匋担任新音乐出版社总编辑。1954年10月，包括钱君匋在内的上海新音乐出版社部分人员抽调北京，组建成立了北京音乐出版社。随后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以借调的方式回到上海工作，并于1957年将工作关系最终正式调回了上海。万叶书店，不仅是钱君匋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驿站，也在诸多时候戏剧性地影响着他的命运……本文整理摘录自钱君匋先生长子钱大绪《从“小之又小”成长为“万叶”的试析》一文，有删改。

　　与仲融先生的革命友谊

　　李仲融是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是文物收藏与鉴赏家，是个篆刻爱好者。同时，他还是抗日时期新四军的一名高级干部、陈毅元帅当年的部下。

　　父亲与李仲融初识于长沙，父亲有块招牌，说可以用来刻图章，李仲融兴致勃勃，刻了许多图章。

　　父亲曾回忆道：“后来，仲融辗转打听我的住址，又接上了关系。初夏的一天，早餐刚罢，仲融出现在我的家门口。他是来上海办事的，抽空来找我。那时，天气已经很热，他却还穿着一件皮袍。我问他热不热，是不是要换一件单长袍？他连忙摇手示意：不不，不用，不用，还不算太热，可以，可以。接着说，今天来还是为了刻印。我一口答应，而且同意加快，当天可取。他高兴极了，放下一张信笺，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之外，还写了陈毅将军的姓名。他说，还要代陈毅将军求刻一方号。第二天来取印时，他留了一个‘路条’说，如果上海耽(待)不下去，可以按照路条上写的地方去苏北找他，那里可以给我安身。后来，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不能耽身，也就没有按路条去找他。1949年，陈毅将军解放了上海，很快想到我，便派人来约我前去见面，也是仲融交刻这枚印的来头……解放后，仲融每次来信，没有不谈到刻印，他先后要我刻过许多印，其中一枚是纪念王烬美同志的，他是仲融参加党的介绍人。当时，他(李仲融)已出任山东社科院院长，在讲课忙碌的时候，还不忘要我刻印，可惜没有佳石，就用普通的青田。隔年，仲融又调往南京，离上海更近了，他就找机会来上海看我，要我刻一方‘四部堂’的印。我没有领会‘四部’的含义，经他解释，才知道‘四部’是指《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同时，还要我代求叶潞渊、陈巨来刻此三字，一时间收集了不少佳制。”

　　“仲融来上海看我，凡是进门、出门，都要让我先走一步，站在门口总是：请，请，不要客气！我见他如此谦让，实在难得，一久就习惯了，进出门不再和仲融客气，径自先跨过门槛，省却了推让时间。”

　　仲融先生的儿子杜高在《三次拜见钱君匋世伯》一文中记载道：“李仲融是我的父亲，和钱君匋是老朋友，深识他的为人和品德。还在国共两党生死斗争的艰险岁月，我的父亲也没有向钱先生隐瞒自己的政治身份，反而得到过钱先生不顾自身危险的掩护。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调往新四军，途经上海，尔后又从苏北根据地秘密到上海活动，都是躲避在钱君匋家里。他俩的友谊深厚诚笃，建国后，虽经历次政治风浪冲击，彼此坦诚守护，一直维系到1980年我的父亲去世……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在1949年冬天。那时，我的父亲还留在解放不久的山东济南，我在上海华东团委工作。父亲和我取得联系后，在信中嘱咐我去看望钱先生。我那时还是个未满20岁的小青年，穿了一身当时上海市民觉得很新鲜的灰色干部棉衣。解放初期的上海，洋溢着蓬勃欢快的新时代的气氛。钱先生住在虹口海宁路(应是天潼路)一座弄堂房子里。他见到我时，显得格外高兴，不太爱讲话的他，那天兴致勃勃地向我讲了许多他和我父亲交往的故事。抗战初期，他俩初识后便一直维系着很好的友谊。他畅快地大声笑着，生动地讲述着当年我父亲，还有楼适夷、胡考等好几位新四军的朋友躲在他家里的情景。他那天兴致很高，留我吃小笼汤包，还送给我一大包万叶书店出版的音乐书籍。但留在我记忆中最深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很认真地看了我当时发表在《文汇报》唐弢先生主编的《磁力》副刊上的那些很幼稚但‘很革命’的文章。他甚至对我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啊，要向你们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表现出那个年代善良的老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衷心拥戴。”

　　毛主席的一句话让钱君匋躲过政治风波

　　1953年，在父亲钱君匋的策划下，经过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上海出版音乐图书的三家出版机构：万叶书店、教育书店、音乐出版社，合并为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由钱君匋担任总编辑，陆海藩担任总经理，地址就选在上海南昌路43弄76号万叶书店的地址。后来，北京音乐出版社成立，钱君匋工作转到了北京。

　　1957年春天，为了结束上海的“借调”生涯，钱君匋回了一次北京，办理正式的调动手续，他在北京看了看他的老朋友沈雁冰、章锡琛、叶圣陶、顾均正……就在他办理调动手续的过程中，他接到了一个老朋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的电话。齐燕铭在电话中邀请他去怀仁堂看一出京剧。

　　“这个……”虽然钱君匋小时候喜欢过京剧，但几十年来，因为兴趣转向书法和篆刻，对京剧的爱好有点淡漠了。“燕铭兄，如今我……”

　　“你可一定要来啊！这对你说非常重要的。”齐燕铭打断了钱君匋的话。

　　既然是好朋友的邀请，他当然得去了。

　　齐燕铭在门口迎候着钱君匋，把他带进了怀仁堂。刚刚坐下，有人忽然鼓起掌来。接着，在场的人好像有人指挥似的，全都站了起来，掌声也骤然热烈起来。钱君匋站起来朝前方望去——不远处，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中山装的男人，挥着手向鼓掌者致意。钱君匋猛然发现，这不是毛主席吗？毛主席也来看京剧了！他浑身热乎乎了。

　　幕间休息时，齐燕铭领着钱君匋，看望了毛主席。齐燕铭向毛主席介绍说：“这位是上海的篆刻家钱君匋先生，曾经给主席刻过两方印章……”

　　主席笑着把手伸向钱君匋，握手的时候，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谢谢你的印章。你刻得很好，非常好。”

　　“刻得不好，请主席多加指点。”钱君匋本来就不善言辞，在这样的场合，更显得语无伦次了。

　　“先生是南方人？”

　　“是的，是的。”齐燕铭介绍说：钱君匋先生是浙江人，因为公私合营，在音乐出版社当编辑。

　　主席问钱君匋：“在北京还习惯吗？“

　　钱君匋说：“还好，还好。”

　　看着钱君匋局促不安的老实模样，主席笑着对一边的齐燕铭说：“刚来北京，一定很不习惯。你们对钱先生的生活多加照顾……”

　　钱君匋很激动，一时竟想不出说什么话才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也是浮想联翩，竟连当天演的什么都记不清了。

　　1957年5月，文化部在向上海文化部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把主席在怀仁堂接见钱君匋时说的几句话，作为“正确处理”的一例传达了下来：毛主席都说要对“钱君匋的生活多加照顾”，就在这种时候，把毛主席刚刚接见过的钱君匋打成右派，合适吗？再说，钱君匋提的几条意见，都是具体意见，并不是故意攻击“党的领导”啊！

　　因为有了主席的这句话，出版局的领导随后就把“审批钱君匋为右派分子”的报告压了下来。

　　20多年后，上海出版局的某位领导，见了钱君匋还开玩笑说：“君匋，你真是福星高照啊！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你给救了……”

　　钱君匋与长子钱大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