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树清(1917-1997)，桐乡县城梧桐镇东门外南青龙坊人，著名新闻学家、政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盟军总部战地记者。二战时奉命赴欧得以亲临世界反法西战争前线，最具影响的是随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进军柏林时从前线发回的报道。)《2007版浙江新闻史P891页》

　　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南朝梁•《木兰诗》

　　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汉•童谣

　　一

　　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欧洲盟军登陆法国诺曼第，开辟了第二战场。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但看不到中国来的战地记者。于是，他打电报给重庆中国政府，说你们打日本人，我这里都知道。我诺曼第打得那么英勇，那么出色，可你们一点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要求中国应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派驻代表团。当时陈布雷先生根据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很勇敢、年轻、中英文非常好、个子高，在中国记者中挑选。树清虽然个头不高，但还是被陈布雷挑中了；非但挑中，而且还是榜上第一名。就这样，时为昆明《中央日报》总主笔的毛树清奉调出国，任职中国驻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联络官，并兼《中央日报》随军记者，得以亲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线.

　　一九四五年春，毛树清在外交部办了护照，同时在财政部外汇管理局按规定申请到五千六百美元包括旅费和生活费的外汇，(当时官价二十元折合一美元，而黑市已到二百多元法币换一美元，可以说是享受特权。)

　　告别重庆、从昆明飞跃驼峰到达加尔各答时，毛树清遇到了生物学家、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谈家桢教授。这位遗传学权威摩尔根的关门弟子，时年三十五，长树清七岁，自然成了老大哥，毛树清称他“老板”，相约以“Go Dutch“的方式同行。谈家桢生性旷达，风流倜傥，决不作“假正经”，而是随遇而乐(不是“随遇而安”)。带着我们一起逛加尔各答，访新旧德里，喀拉奇.由于战争状态，空中交通并不太方便，常常为候机而滞留；到达开罗后，和老谈告别，他飞美国，毛树清和另一战地记者陆铿转赴欧洲。当他们从开罗飞阿尔及尔再飞马赛到达巴黎时，希特勒大势已去，只剩下表演最后一幕的困兽之斗了。

　　二

　　时值苏军在东线，美英联军在西线，东西夹击，进攻柏林。希特勒临死前还有意制造一个大矛盾，在西线以重兵抵死，在东线配备较少兵力，故意造成俄国佬先于美国佬攻占柏林的复杂形势，给盟国内部留下冷战的诱因。毛树清飞抵巴黎后，很顺利地在艾森豪威尔总部公共关系处办好了手续，取得了证件，住进了专门接待战地记者的旅馆。然后到军中商店(PX)买了和美军军官同样的制服包括军帽、臂章，打扮和包括艾克本人在内的美军军官一样。区别只是他们胸前有勋标，五彩缤纷，而毛树清他们只有一条绿底金线绣的War Correspondent(战地记者)胸章。不过对镜自顾也很神气。当时按规定受上尉待遇。照国际惯例，如果被俘，将升一级，敌方将以少校对待。因此记者间常开玩笑，比如随空军出发轰炸柏林时，彼此互祝不要升为Major(少校)。

　　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一日，斯克瑞甫的饭厅里爆出了西线记者即可进军柏林的消息，新闻专员发出了请各记者准备在七十二小时内启程的通知。盼望的日子终于要来了，兴奋之情，人人溢于言表。廿九日晚盛传三十日出发，结果，七月一日清晨六时才分南北两路向柏林前进，开始了他的战时采访。

　　三

　　细雨蒙蒙之中，六十辆吉普组成的记者行列，依序离威玛向柏林前进。每辆吉普上三个记者、一个驾驶军士或士兵。一个法国女记者高唱马赛曲，好像要把几年的闷气，一口吐净。毛树清座的车号是六〇九。行进中，在农村的小镇，偶尔见到德国妇女集聚而观，她们大概是想一瞻盟国记者的风采，当车子开动的时候，她们很自然地举起手来，频频挥动；记者们当然也赶紧答礼。偶尔走过三几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残废军人，其中一位驻足凝视，对着这种情形，眼光流露出似乎仇恨又似乎不解的表情，这种多重涵意的光芒发自同一对眼睛里，只有黩武者被打败后才会有吧！

　　车队继续东向往哈雷进发，平坦如水的双道公路上，毛树清不能不佩服德国的交通建设，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养路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农田中，虽露出青翠之色，而小村落中饥荒之象已露，由威玛至哈雷全程一百五十公里，只发现一只鸡，四五个菜园，也只有一两片油绿菜。最后，在离哈雷廿五公里的一个小牧场里，看见一个老太婆正牧放着一群小羊，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奇迹。互相招呼：“快看！羊群”。

　　车子停在路上早餐的时候，树清曾跑进一个村庄里一瞥，差不多，十个人中有六个妇女，两个小孩，然后剩下两个男人，不是年迈苍苍，就是断手缺足──这就是战争。

　　谈到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众口同声呼喊食物。一个体格相当高大的老太婆，哭丧着脸叙述她六个月体重减轻六十磅的经过。她的两个小孙子也从白白胖胖变得骨瘦如柴。本来，饥荒和战争是一个循环的链条，那个国家制造战争，那个国民承受饥荒。

　　哈雷是一座建筑相当整洁的城市，街上行驶着几辆破旧的电车。店铺里空着架子，比起威玛有城无市又好多了。不过，饥荒的惨况在这里仍触目皆是。

　　十几个德国孩子，仰望着高楼上的美国士兵，众口同声地呼叫：“请再丢一块！”不丢吧，可能于心不忍，丢吧，眼看着一块巧克力糖下去，至少有两三个孩子抢得擦破了膝盖。

　　这是谁形成的惨剧？毛树清心想:

　　问希特勒。

　　四

　　红军向西移动，毛树清所在的记者团车队则是向东。七月二日看到了他们的先头部队，三日都是大队人马。平射炮大约有三十门的行列，颇有气势。最后点縀一小队哥萨克骑兵，别有风味。

　　因为记者团的行列与红军行列恰好为相反的方向，彼此互相挥手打招呼而过。也许是他们的服装与美军军服一比相形见拙，尤其在疾风中颤抖的瑟缩样子，使人们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当然，一个是生死关头，一个是胜利进军，环境不同，心情不同，所表现的态度也就不同。从哈雷到柏林的沿途可见，德国人民的房舍窗户里，是不是会伸出一两个帽子上有红星俄国兵的头，有时候，并吹着口哨，或举起德国孩子以表欢迎。毛树清内心里泛起的感情却很奇怪，不是欣然，而是不快。

　　出哈雷四十英里，见到苏军在路旁竖立的白底红字的木质布告，这些德文布告的内容是：“德国人民将在苏联的领导下踏上复兴大道。结语是：希特勒虽然死了，德国并没有死！”最后署名──斯大林。

　　七月三日下午一点钟，抵达离柏林十二公里的才南道尔夫镇(Zehl endorf)。公共关系官员宣布，柏林城尽是断瓦颓垣，找不到适当的住处，记者营就设在这里。至于何时入城，下午八时的记者会中宣布。

　　记者会准时举行，很多同业议论纷纷，为了抢先报道德国投降后的柏林第一印象，不少人遭到失败。只有两个例外，那时脱下了战地记者服，单着一件军衬衫跟着首先入城的美国兵混了进去的家伙。大家判断，一定是合众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他们一路都在紧张地较量。

　　第一个失望的消息，就是在波茨坦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不许任何记者接近会场采访。经过一番质问，才知道完全是斯大林的意见。一位年纪较长的记者，抖地站了起来质问两点：“一、斯大林的意思是这样，是否杜鲁门和丘吉尔的意思就不能那样？二、假若斯大林硬不同意记者采访三巨头会议，记者们能不能采访杜鲁门、丘吉尔的两巨头会议？”答案是可以想象的：没有答案。这不过是代表大家一吐不满之气而已。五

　　“柏林城里的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当毛树清一行在柏林城里巡视了一周回到新闻营的时候，担任驾驶的美国年轻士兵打宁很天真地问出这个问题。

　　破壁颓垣、瓦砾遍地、十室九空，对于劫后柏林都没有这句话来的恰当。全市的房屋屋顶多保存百分之十。所以，匆匆发出的新闻电报里柏林建筑百分之九十被毁的估计，事后一想，都嫌不够。

　　大部的建筑毁了原形，连空架子也很少剩下。中国驻德大使馆可能是最幸运的，六层楼只有最上两层被毁。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奉召返国后，柏林馆务就停顿了。不久，老牌汉奸王揖唐听见了这个消息，就向南京的傀儡政府主席汪精卫推荐了自己两个“犬子”，分任伪政府驻西班牙和德国的使节。大儿子王德炎，去了马德里；二儿子王德寅，胖胖的，左颊上有一颗黑痣，眼光迟钝。树清捡起一张扔在王德寅代办办公室写字台底下的照片看看，一副不成才的样子，据大使馆留下的唯一德籍女书记阿尔倍兹说，他是四月七日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午夜逃亡马德里去的，可以说是狼狈逃窜。

　　后来，留在柏林的一部分华侨，包括学生和商人，在大使馆成立了“临时柏林华侨联合会”，宗旨为“谋柏林华侨之安全与福利”。华联主席严敦炯，在德专攻航空工程七年。当下的工作，是登记侨胞。毛树清去的那天，一百华侨，有八十人的志愿是要求回国。这包括建国后在科技方面有杰出表现的过祖源、过晋源兄弟。

　　七月三日毛树清和另二名记者傍晚散步，遇着一位德国妇人带着一个小孩儿匆匆上前招呼。树清战地记者肩章上绣有金色的China字样，使她想起死去七年，曾在我国欧亚航空公司任飞机师的丈夫──孟沙先生。她颤抖着出示她的证件，并特别说她丈夫曾为蒋介石驾驶过飞机，三年旅居中国，使他们全家奠定了对东方古国的爱。她现在九岁的女儿，就是在中国出生的，也是中国给孟沙全家最好的纪念品。她表示，以她的家世，以她的教育，以德国的国民训练，是绝对不应该向我们要求什么的。但是，今天，在严重饥饿、营养不良和儿子得了水肿病的情况下，她想问，能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盒半年没有吃到的肉糜，一包四个月没有喝到的咖啡，一块三个月没有用到的肥皂，为她的孩子们，特别是那因严重营养不良、濒于死亡的儿子求助。当然，三位记者应允了，她约好他们抽空去看看她布置有中国竹画、陈列有中国花瓶及铺着中国地毯的家，以证明她没有说假话。

　　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日，记者营供应比平日丰富。树清几人准备好她要的东西，另外还与管伙食的美国军士商量好价购五磅面包，说明实情，下不为例(孟沙太太有四个孩子，大孩子因病躺在家中)。乘坐吉普车送去时，一路上，树清他们讨论着：一次的帮助，够吗？除了孟沙一家，又有多少德国人期待着同样的帮助？又有多少欧洲人期待着同样的帮助？

　　有一点，让树清感到印象深刻:记者接触到的德国人，包括孟沙太太在内，战争给他们带来那么深重的苦难，但他们对于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并未流露痛恨的情绪，而是默默地承受苦难。曾向孟沙太太提到这一点。她的反应是，责怪希特勒有什幺用。树清当时想，大概这就是德国人。

　　吉普车回程中，转向一个红旗招展的广场，看到了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的像。大概是为了纪念罗斯福总统，在三巨头像对面，悬挂一幅德黑兰会议图。四十八响大炮声中，美国布瑞德雷将军和苏联布朗罗夫将军先后为正式实行军事占领致词，从此确立了三个占领区。东区划归苏军，西南区划归英军，西北区划归美军。

　　晚上，一大群记者聊天时，互相问：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最多十年。《檀香山日报》的女记者考林斯说。这位小姐在柏林时，每次记者会都喜欢坐在陆铿的旁边。树清还以此对陆铿开玩笑说“她看中你了！”一个可容纳五万人的大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平看去有五十个两丈见方大窗户并列的大厦。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直看进去，除了几十根大理石的方柱子，就是一堆堆砖瓦、木头和水泥块。第二层楼，伸出的一座小阳台上，一大群美国兵叠起罗汉，大叫“希特勒万岁！”为谑。毛树清赶忙拍下这历史的镜头。原来这就是希特勒每次对着德国民众，手舞足蹈、声嘶力竭的演讲厅。而这座建筑就是战前威名赫赫、世界瞩目的希特勒总理府。

　　入门三丈深，躺着两辆破小汽车。旁边小半个、也许只是四分之一的大地球仪，很多记者同业围着议论，认为这就是希特勒为了征服世界，每天抚弄的宝贝。过去，早就有希特勒玩地球仪的传说，想不到会在魔窟里见到破碎的地球仪，上面糊了不少屎尿的残迹，原来是苏军攻入时留下的，先来是发泄对希特勒的痛恨。

　　在第一进第一层楼上，散乱着无数的会计表册，有一张总结的数目，竟超出原表册上印的百亿一项。另外在百亿前加了一条红线，有同业判断可能代表千亿。一位懂德文的法国同业如获珍宝地叫道：“呵！这明明写着‘总理一九四四年办公费’。真是惊人的消耗”。接着，这位“仁兄”毫不客气地把这张纸折叠起来放进他的皮包里，说了一句：“对不起，纪念品”。

　　会计室的旁边是一件保管室。两个高有一丈五尺的保险箱，上半截都被苏军用小钢炮打通了。堆积的石灰层下，发现好几百个纳粹十字勋章，每个十字中央有一个“卐”字。不是制于一九三八年，就是制于一九三九年。这是希特勒准备用来征服全欧洲后将赏有功将士的。在纳粹德国属最高荣誉。据说，苏军捷足先登拿走了无数个。剩下这几百个埋在石灰堆下，所以称为盟军总部记者团进军柏林的最好纪念品。第二天在同一层楼中，还发现几桶镀金和银质的珐琅勋章和奖章，记者都随便拿。乐恕人他一口气拿了廿多个各色勋章、奖章，全部别在胸前照了一张像作为纪念。在希特勒的地下室内，大家看到了一个红皮萝卜，希特勒是在断粮的情况下在这里出了永不投降的命令和与柏林共存亡的誓言。从这个红皮萝卜，我们可以推想英雄末路到了什么程度？苏军进柏林后，为了想找希特勒的下落，几乎把总部的地皮都翻了一个过。据说，在地库里找到了三具烧焦了的尸体，有一具尸体的牙齿经过检验，判定像希特勒。

　　究竟是不是希特勒呢？柏林之行后，来自各国的新闻同业兴趣都集中在希特勒的死上。德国老百姓，有的说他死了，先吞毒药，然后放火自焚。瑞典红十字会会长曾发表谈话，说希特勒是由侍从注射毒针而死，然后火焚。希特勒的一个护士，宣称目睹希特勒及其情妇依娃的尸体旁放置了几桶汽油，准备焚化。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树清准备到纽伦堡采访大审纳粹战犯，下榻于法兰克福附近的威士巴登记者营。有一天半夜忽有警报长鸣，据说发现了希特勒的情妇依娃，所有同业，倾营出动，忙了大半夜，一无所得。不过在思想上都有所得：希特勒虽然死了，但在德国的空气中，仿佛还能感受到他的呼吸。这个混世魔王对德国人民精神上的影响的消除，起码要经历一个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