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东口小机埠通电不久，各生产队迫不及待地派员，赶赴温州等地采购电线装电灯。当时，杭州到温州还没有通汽车，自族咬福松他们领了生产队里几百元钱，从离家最近的大王渡轮船码头，坐轮船到嘉兴，转乘火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外滩乘坐高大的海轮去温州买电线。

　　经过近半个月的周折，终于买来了几百米锃亮的祼铝线，和几十圈五颜六色的纱包塑料线。祼铝线拆股后，用青竹竿当电线杆，小树杈做横担，安装两个炮仗瓷瓶，高高地架设在半天空。为了安全起见，修剪了靠近电线的竹子，将两根(火线和零线)亮晃晃的祼铝线通进村子。纱包塑料线，主要用于农户穿户线和室内线。我非常崇拜咬福松，心想他们真的了不起，拉二根铁丝到人家屋里，就能让玻璃灯泡亮起来。咬福松不但聪明能干，而且能说会道，在本生产队有科技含量的工种，几乎全由他抱揽。譬如，生产队电工，生产队植保员等新兴行当。值得一提的是，与来无影去无踪，神秘兮兮的电打交道，不是一桩开开玩笑的小事情，有人把电比作“电老虎”，弄巧成拙时，被不长眼睛的电老虎吃掉。

　　有一次，不晓得咬福松在家里搞试验做什么，他用一根电线东拉拉、西扯扯，一不小心碰上了“电老虎”。当时，正值午时，大家刚吃过中饭，听到东面传来咬福松沙哑的呼救声：“我触电了！快来人救救我呀！我触电了！快来人救救我呀！”大家随声而去，我跑到他们家门口时，已人满为患，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有小孩，还惊动了培根叔家那条通人心的老黄狗，钻进蹿出，隔着大大小小、圆圆扁扁、高低不一的屁股狂叫。

　　我一头钻过人墙，站在他们家门槛外面，看到咬福松趴在厢房中央，仰翘着头，双手欲罢不能的他，已经吓得魂不附体，灰头土脸，大汗淋漓，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大门口张望着。我想，有那么多看客，竟无人敢帮他手里那根电线拉开。

　　自己当了电工后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触电，属于轻微触电。因为，他捏电线的臂膊直接与大地接触，强电流并没有通过他的心脏，所以触电者神志清晰，是精神紧张而大呼大叫，从他那双渴望求生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用虔诚的目光乞求大家想方设法解救自己，而旁观者却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后，还是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摆脱了电源，在脱离电源的一刹那，像脱身虎口似的冲向人群，吓得围观者目瞪口呆(担心他身上还带着电)，避而不及撞上了脑袋。

　　当时农村刚刚通电，电力部门还没有将相关安全用电常识普及到千家万户，更谈不上家喻户晓。当听到有人触电的消息，类似于看到突发性灾难一样，让人胆战心惊，全然束手无策。

　　由于咬福松行头有点儿多，加上勤奋好学，他会修理各种电气和机械设备，包括喷雾机、缝纫机等，且手到病除，所以身高只有一点六〇米的他，感觉高人一等。他与童养媳咬福娥结婚后，保持自身清高——和新婚妻子不搭家。在邻居婶母、大嫂们的怂恿下，咬福娥竟然不顾面子夹里，主动出击了好几回，但仍然得不到对方的爱意。芳龄二十的她，那火焰般的心彻底地凉了，年纪轻轻的咬福娥不想守活寡，迫于无奈决定改嫁。等到年过三十的咬福松，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媳妇，尚未尝到女人味的他，干脆走捷径动歪脑筋——打起了人家老婆的主意。执迷不悟的咬福松，到了年近半百总算大雾初醒，想想自己一直来偷偷摸摸、提心吊胆、惊恐不安，而捂热的，毕竟是人家老婆的脚，于是他越想越吃亏，决心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大大方方地享受后半生，这一想，就娶了外地女子做媳妇，因老来得子，他爱子如命。

　　再说，有了电线买不到电度表又犯难了。队里托人搞关系走后门，人家给了天大的面子才弄到一只电度表。一只电表能派啥用场呢，只能安装在机埠出口处当“关口表”使用。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本人当了公社电工之后，经石门机电站代理站长——李富荣师傅同意，将第一批全公社仅二十只，杭州仪表厂生产的(DD28型)电度表指标，戴帽分配给自己生产队，这样做，说得难听点，是行使职权，说好听点，近水楼台先得月。

　　没有安装用户表的时候，生产队向用户收取电费的依据，是按照他们使用的灯泡只数和支光瓦数分摊计算。为了防止滑头社员擅自调换大灯泡，生产队记账员将农户的灯泡与灯头用盖着公章的封条封死。虽然封死了电灯泡，但仍然无法控制它的使用时间，故势必出现长明灯，造成线损大、电价高，同时出现一灯多用等危险现象。

　　用电包灯制确实不合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这种办法收电费，要说吃亏的是几个单身汉。有用户为了一灯多用，将一般普通灯头线拉得长长的，使用时便于拖来拉去，时间一长磨损导线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当时农村触电事故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