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镇堰头村村民张福林曾是村里的养猪大户，猪棚面积达到738平方米。去年，拆了猪棚、卖了猪仔后，他租用了50亩地，扩大了泥鳅养殖规模。“预计一年收益可以有20万元呢。”他说，从养猪到养泥鳅，一样可以赚钱，污染却没有了，“这对我们百姓也有好处。”

　　昨天，河山镇党委书记姜伟国告诉记者，去年11月底，全镇拆除全部猪舍共计面积17万多平方米，生猪存栏量从高峰时的近7万头到全部清零，1333户生猪养殖户全部实现转型，成为桐乡市首个“生猪退养镇”。

　　过度养猪曾是河山之殇。因为养猪污染问题，叔侄反目、哥俩结仇、婚事告吹时有发生。占全镇人口20%的养猪户让其他80%的村民苦不堪言。如何协调养猪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怎样破解农村养猪的制约因素？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决不能让养猪毁了生态环境。”姜伟国说，去年以来，他们充分运用“三治合一”这个法宝，引导养殖户适时转产，并以“法治先行、德治凝识、自治约束”推动生猪退养顺利“归零”。而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既无一起强拆，又无一起因拆猪棚而引发的上访事件。

　　法治先行

　　倒逼生猪养殖转型

　　“我们的养殖场是有环评批文和政府补助的，你们凭什么拆？”2014年6月13日，河山镇副镇长钱国良的办公室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是庙头村牧业园区的养殖户，要求镇里保留牧业园区。

　　据了解，该牧业园区于2008年建成，总面积8000多平方米，共有养殖户13家。根据当时的法规要求，该牧业园区是符合标准的，所以在接到拆除通知后，养殖户们很不甘心。

　　面对他们拿出的这些合法文件，钱国良也搬出了自己的“法宝”：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桐乡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环境的要求也在变化，所以相关法律法规也在调整。”钱国良耐心地解释，比如说，新的法规规定养殖场的卫生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为让养殖户信服，钱国良还专门带上工具，对庙头村牧业园区实地测量，结果该牧业园区和居住区最近距离仅100米，远远低于新的环评标准。

　　看到新的法律法规给生猪养殖划出了新的“红线”，再加上镇、村干部的耐心劝导，这些养殖户终于转变了态度，并在去年10月前将猪棚全部拆除。

　　除了敲开百姓的家门，认真地给村民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外，河山镇还充分运用流动宣传车、广播、农民信箱等有效载体，将相关法律法规传达给每一个村民。

　　德治凝识

　　对养殖污染说“不”

　　除了用“法”说话，河山镇还在村里成立了道德评判团，尝试以德治汇聚共识，试图在破解生猪养殖这一历史性难题上找到切入口。

　　遍布每个村的道德评判团成员纳入了村中的党员、妇女组长以及德高望重的老人等。他们在评判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公信力，并以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了解进行说情说理，大家听了心服口服。

　　堰头村学堂组村民老张家养了十几头猪，不仅臭气熏天，猪粪还经常流淌到后排村民家的水泥场上。曾经，碍于几十年的邻里情面，周围村民多是怒而不言。有些村民索性垒起墙头，却还是挡不住臭味。

　　“臭得连亲戚朋友都不想久留。”“我家差点就评上五星级家庭了，结果被粪臭味拖了后腿。”

　　就在大家倍感无奈之际，堰头村道德评判员朱利清获悉了这个情况，立马组织在该组妇女组长陆根仙家中召开了一场道德评判会。把老张和其他村民叫到一起，帮助打开邻里间的心结。那天的会开得时间很长、很激烈，但是大家敞开心扉说了许多真话、实话、心里话，最终打开了彼此的心结。

　　评判会后的一个星期，老张便决定将猪棚拆了。“评判会一开，矛盾十有八九会得到缓和。毕竟，谁也不想在村里落下个不好的名声。”河山镇党委副书记穆海英说。

　　自治约束

　　建立禁养长效机制

　　“不是说我们村上的猪棚都已经拆完了吗？可我今天在村后面的河里还是看到有猪粪排出来，你们赶紧找人来看看吧。”2014年11月13日上午，华台村党总支书记陆云松接到了热心村民的举报电话后，立马组织人员在村内再次进行巡查。

　　根据线索，最终在村民老沈家后院发现了近40头猪。原来，这些猪是老沈在邻县的亲戚送来寄放的，在村里的督促下，这些猪在当天便被运走。

　　为了防止生猪养殖回潮，去年，河山镇的每个村都自发成立了村民巡查团，对村内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并对村民举报的不文明现象进行及时跟踪、曝光。穆海英说，依托村民巡查团这一载体，村民被有效聚拢起来守护美好家园，形成了“大事一起干”的良好氛围。

　　八泉村党总支书记陈越新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去年，村民巡查团成立后，他接到的投诉电话多了起来。“不过，现在很多问题村民自己就协调解决了。”

　　除了村民的自发约束，河山镇每个村也出台了以生猪禁养为重点的村规民约，这也标志着全镇生猪禁养的长效机制开始建立起来了。“今年至今为止没有接到过一个举报电话，看来村规民约起到效果了。”穆海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