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塞千年尚有基，断垣残石草离离。风烟不散英雄气，犹似吴兵百战时。”明代陈润的《石门故垒》诗，道出了当年石门湾垒石弄的烽烟往事。

　　石门湾，生我养我的地方，几千年来兴盛衰落于京杭大运河边。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言：“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此言铭刻在每一个石门人心中。

　　“石门”这一江南小镇的命名，已有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缘于吴越争战，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两个年轻帝王的较劲有关，战争以越王勾践的扬眉吐气和吴王的吞剑自尽而宣告终结。光绪年间志书记载：春秋时，吴越争霸江浙，越王垒石为门，“置石门为吴越限”。《大清一志》记载：“尝叠石为门，为吴越两国之限，或谓之石夷门。”这就是石门命名的由来。

　　如果说石门是吴越两国的边界，那么垒石弄则是边界的中心线。它处在镇中间，南北向，长不过百米，宽仅三尺，人们倚门而立，可窃窃私语，可侃侃而谈，亲昵如同一家人，但在春秋时，却是势不两立的两国。最可惜的是，1937年垒石弄被严重摧残。那年，日本人的刺刀插上了这片膏腴之地。当年，中国军队与日本兵在此纠结厮杀，展开一场天昏地暗的恶战。战争结束，“只除运河的湾没有变直，其他一切都改样了”。(丰子恺语)垒石弄，就这么被一种极其霸道的外力摧毁了。

　　冬阳下，我拾掇惦念的思绪，再寻大运河畔垒石弄。儿时，此弄是每天上学途径之路，故而，对这有着历史积淀的古弄，尽管十多年未见，此刻一遇，依然觉得亲切如昨。

　　在清代，“石门故垒”曾被列为“桐溪八景”之一。据说当年的石墙上，尚有丽谯、井干、雉堞、女墙之类的古建筑，当时以垒石弄(民国17年设路牌时改称磊石弄)为界，东、北面为吴国属地，西、南面为越国境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铭刻历史的古建筑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那时，小弄两侧墙壁完整，虽墙面斑驳，却依然觉得历史弥漫。两边墙头上的瓦楞草，黄绿相接，仿佛在延续着古老文化的精气。

　　吴越之争时，垒石弄两侧住户形同水火。之后随岁月迁徙，小弄两侧人们又亲如一家。或许缘于那时纵深、淡泊的弄堂文化，或许缘于那时的周遭还没有现在般浮夸。当我有记忆时，生活在小弄里的人们还是延续着一种温雅而安详的生活习惯，流淌着一份浓郁亲切的弄堂情结。仅宽三尺的垒石弄，空间狭窄，两侧砖墙相对，小弄两边住户将弄堂作为分享的共同空间。如此一来，增多了彼此在弄堂里的交际机会，邻里之间的亲密洋溢在里弄坊间，相望又相助。进出问声好，打声招呼，或寒暄几句，都是很正常而自然的事。走入弄堂，你会发现在每家每户的门前会晒着梅干菜、笋干之类的干货，而楼上窗台上又会不时地晃悠出一些诸如咸鱼、咸肉、酱肉等腌制品。特别是那些刚腌制的咸肉，为了防止过于风干，人们还会在其外裹一张油纸。穿堂风一来，油纸哗啦啦响，撩拨过往行人的思绪。

　　只是，此刻，眼前见到的垒石弄似乎比儿时愈发地简单了。抬头，唯有东面墙角张贴的蓝底白字“磊石弄”地名牌，才能让观者清晰地肯定，这确是有着硝烟历史的“垒石弄”。可惜，如今，因小镇的规划新建，原垒石弄的西侧已被拆除，只剩东侧的断垣残壁。而这仅剩的一侧墙壁上，有些壁砖已风化别落，湿残露缺，历史的痕迹正在一点点遗落。

　　除了地名牌，垒石弄口的一方“古吴越疆界碑”，也依稀见证着小镇悠久的历史。碑前即为京杭大运河在石门拐的120度的湾兜。如今，在吴越石碑边静静地流淌着的运河显得十分平静。但几十年前，这里并非如此。这里曾经是人流如织，码头密布，岸边停泊着不少船只。清晰地记得，儿时春游去平湖，大家徒步至此轮船码头，欢呼雀跃地登上大轮船，一路欣赏运河两岸景色，一路叽喳嬉戏，那份欢欣就这么永驻在了记忆中。

　　垒石为门，结寨屯兵，是春秋战争的需要。但至后代，烽烟散尽，遗迹依稀，便成了文人雅士怀古思远的最好来由。此刻，静心立于垒石弄前，闭眼凝思在吴侬软语的乡音里，任思绪穿越春秋，一窥历史帘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