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央有人提出“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于是，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我“有幸”卷入其中。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户口已被迁到学校所在的永丰大队，原来每月35元5角的工资也变成了工分加补贴。

　　学校放暑假了，正逢农村“双抢”季节，也就是“抢收抢种”。收了早稻谷，立马插晚稻秧，这确实是一个大忙时节，要与天公争时间。永丰大队在学校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双抢誓师大会。既然我的户粮关系已落实到大队，也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公社社员，那我就得去生产队参加双抢劳动。我与生产队长见了面，他非常好说话：“随便你做点啥，做做规矩就算啰！”于是，我借了把镰刀去割稻，做了一丈烟工夫(即一个时段)，我感到腰酸背痛，腰也直不起来了。

　　别人都“嚓嚓嚓”地一直往前割过去，已经到了田头，我却还在田中央，感到十分难为情。此时，有几个好心人三下五除二地帮我割完了。歇了一会儿，做第二丈烟(即第二时段)，大家按照队长的分工，有的拔秧(这是半劳力的活儿)，有的去插秧(这是女青年的拿手好戏)，全劳力(一天拿十分工的男人)都去挑粪或者去翻垦田畈。我不知去做啥好，记工员过来对我说：“你还是去拔秧吧！借个拔秧凳坐着拔，勿吃力。”

　　所谓拔秧凳，就是在普通的小凳凳脚下横钉着两块木板，放在秧田里，人坐在凳上，凳子不会陷入烂泥中。到了秧田边，只见绿油油的秧苗一大片，都浸在水中。我脱了塑料鞋，赤脚进入秧田，找了一块秧畈，坐在秧凳上一边拔秧，一边听两旁的半劳力聊天。有的说，你做老师的每天十分工，随便你干啥话，真惬意！也有的立即给予驳斥：上面把工资拨给我们的，老师是白做的？我也不想作任何解释，闲人说闲话，不必当真嘛！

　　一会儿，我的手臂痒痒的，叮满了乌蚊(一种小虫子)，我用手掌拍打手臂，噼噼啪啪的声音惹得旁边的半劳力都笑起来。有一位老伯一本正经地说：“老师的皮肤嫩，乌蚊喜欢吃你的血，我们的皮肤老赤，不怕乌蚊咬。”我正有点哭笑不得，突然感到脚背上剧烈的刺痛，随即尖叫起来。那位老伯关切地说：“一定是蚂蟥咬你了，我来帮你捉。你勿要动，否则蚂蟥要钻进皮肤的。”

　　全靠那位老伯救了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的好处。这事现在回想起来，真傻——为啥不戴塑料手套不穿高筒套鞋呢？其实，实在是穷呀，没钱买啰！别人不怕乌蚊、蚂蟥，我为啥要怕呢？艰苦的环境也许更能锻炼人，更能造就人。

　　在双抢季节，除了割稻、拔秧外，我也种过田(即插秧)。然而，我同样出了洋相。农民种田时，左手拿着一把秧，同时能分出秧苗，右手把秧苗插下去，又快又整齐(横通直通)。而我呢，左手拿着一把秧，需要用右手分出秧苗，然后再用右手把秧苗插下去，插得歪歪斜斜，种田速度特别慢，最后的结果是，我又被他们“包围”了，觉得特别尴尬。

　　那时，我和爱人已经有了孩子，我和她分别被落实在两个生产队。于是，我们两人轮流去参加劳动，上午她去生产队干活，我就留在家里管孩子。下午，我们就调过个来，做到干农活和管孩子两不误。

　　“双抢”那些事儿，也算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经历，酸甜苦辣都尝过了，会让我们更能体会晚年生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