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五为侯波，左二为徐肖冰

　　最近,我无意中翻开尘封已久的相册，翻着翻着，一张“1983年4月侯波同志第一次到婆家”的合影跃入我的眼帘。随即，一段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83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我哥曹建树的口讯，说表舅妈侯波和表舅徐肖冰要来桐乡，让我到县政府招待所南面新楼(即现今的交通运输局)陪表舅妈、表舅，并一起去看望桐乡的亲戚。

　　此前，我曾经在1966年底、临近春节的时候，带着桐乡亲属们的问候，去北京新影厂、马相胡同看望过表舅妈和正在挨批斗的表舅。所以，在众多桐乡的亲属中，表舅妈侯波只认识我，我于是成了表舅妈第一次回婆家最佳的陪同人选。

　　我一走进他们在县政府招待所的房间，表舅妈便立即迎了上来，拉着我的手关切地问：“家里人都好吧？”我回答说：“都很好。”她接着说：“好，就好！”这时，时任桐乡县文化局局长的吴珊同志也赶来了，她热情地握住表舅妈的手说：“侯波同志，你是我们桐乡媳妇。婆家的乡亲们欢迎您！”表舅妈开玩笑说：“是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今天我第一次回到婆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桐乡媳妇了!”表舅徐肖冰则在一旁打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讲得好啊！”

　　表舅妈接着说：“现在，是三喜临门：第一喜，是我彻底‘解放’了，重新拿起了相机，为党工作，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第二喜，是建林他们在张家口生了一个女儿；第三喜，是我第一次到婆家，有幸亲眼目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在主席身边，我没有机会到婆家，欠婆家的情太多，今后，我一定加倍补上！”

　　在去邵家桥我外婆家(即徐肖冰的姑妈家)的路上，一向不太爱说话的表舅妈，一反常态，打开了话匣子，向我们提起了长达九年的被江青一伙迫害的辛酸经历：“早在五十年代，我在中南海专职给主席摄影时，江青好几次缠着我，要我教她摄影，但我对她说：教你摄影可以，但要征得杨尚昆主任(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同意。这话一出口，触怒了江青，她扭头就走。从此，她对我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68年，江青与新华社领导的一次谈话中，点了我的名，说我是‘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服务’，政治上有问题。紧接着，一场政治风暴便向我袭来，江青一伙对我百般迫害，采取‘关牛棚’、罚跪、批斗、隔离审查，下乡监督劳动等手段，逼我揭发刘少奇以及“彭、罗、陆、杨”等所谓的反革命罪行。但我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凭空诬陷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我总是以沉默来对付他们。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我的入党问题上大做文章。”

　　“1938年，我刚满14岁时，来到西安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由刘志明、王宁娜两位同志介绍我入了党。那时入党，是秘密的，根本没有什么入党志愿书之类的书面文件。但江青他们在对我审查期间，因为没有找到我说的刘志明、王宁娜两个入党介绍人，就把‘假党员’的帽子扣在我头上。直到1976年，我大儿子建林的一个同学来北京，建林与同学谈起我找不到入党介绍人而被打成‘假党员’的事，那同学听了，很惊喜地告诉我们：‘刘志明是我爸爸在安吴堡青训班时的化名，现在叫龙潜(开国少将，曾任浙江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等职)；王宁娜是王宁的化名！’就这样，在这么一个偶然因素下，我终于找到了当年的两位入党介绍人。虽然如此，因江青点名说我‘政治上有问题’，所以，仍然不给平反。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真正平了反，彻底解放了。回顾这段生死考验的经历，我感慨万千。人活着要有信念，我就是靠‘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这个信念，才闯了过去，活了下来。”

　　当我们走到邵家桥时，小街的两边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有的指指点点，有的小声低语：“喏，那女的就是给毛主席拍照的侯波。她旁边是徐肖冰，是桥头娘娘(我的外婆)的侄儿子。”表舅妈和表舅走到我舅舅家，我的两个舅妈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床丝棉被送给表舅妈，以尽婆家之礼。表舅妈面对这浓浓的乡情，心头一热，眼眶有点湿润了，连连说：“谢谢，谢谢！”

　　为了纪念这难得的相聚，谭铁民同志(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拿起相机，对着表舅妈、表舅和桐乡的众亲属，咔嚓一声，定格了这珍贵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