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福镇横街105号至107号，三间老屋略显龙钟老态。老屋当中一间的底层，原为过道，走完过道，便是昔日崇福家喻户晓的汪家厅。

　　汪家厅，崇德县立求益女子小学的故址。如今，被老屋遮挡住的汪家厅早已面目全非，在民国时期，这里儿童喧哗，书声琅琅——汪家厅连续办学近30年，为崇福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汪家厅南临宫前河，当年，汪家的河埠也热闹非凡，有些大户人家就是用一条小船解决子女上学、放学的接送问题。

　　求益女子小学创始人汪花娟，字吟霞，是一位知书达理有见识的女性。其祖父汪福椿，字松坪，道光二十二年(1842)秀才，学问渊博，志行高洁，曾主传贻书院讲席。吟霞父亲汪梦岩生了四个女儿，汪吟霞排行第三。宣统二年(1910)，汪吟霞与母亲蔡庆云在汪家厅创办了汪氏女塾。

　　民国元年(1912)，汪氏女塾附设蒙养院，汪吟霞兼院长。蒙养院有保育员三人，招收四至六岁幼童入学，每期幼儿三四十人，此为崇福镇学前教育之始。该院接受县政府拨款，每月经费六十元。1914年，汪氏女塾改名为县立求益女子两等小校，内设高等科、国民科、职业科，有学生百余人，求益女校附设的蒙养院亦改名为幼稚园。汪吟霞虽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但登坛讲授，娓娓动听，深受学生欢迎，省督学在《浙江教育周报》曾著文给予好评。

　　1915年3月，上海出版的《申报》刊登记者文章《浙水纪行(二)崇德》，报道当时崇德县的教育状况，其中说到求益女校。报道称，“崇德县之学务及学校实际状况，至堪悯叹。吾不暇悉论，论其最著者。城之周围不过三里，而城中校数达十所以上。既有全县公立之第一高小矣，而同城之中尚有县立两等小学校一所……城立小学约六校以上，每校之教室大抵一厅而三用，声音嘈杂，不问可知。且某一侧之左面必无日光，人数皆不多，既编为复式矣，何不如桐乡之悉编为单级乎！此外，算术之不用教科书，所出问题之背谬，凡所规划，皆难索解。惟一事，足强人意者，则汪氏女子所创办之求益女子两等小学也，由私塾改为县立，经费1400元，女生多至百余人。汪女士花娟，初未受学校教育而登坛讲授，娓娓不绝，不以参观人之在侧而羞缩。余教员亦称职，闻北洋师范毕业之汪寿菽女士，乡评尤推重云。”

　　后来，汪吟霞外嫁嘉兴计宗型(计宗型又名钟英，字仰先，1883年生，新丰镇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求益女校校务遂移交其堂兄汪尊书的长女汪琮。汪琮又名碧华、碧岑，1900年生，毕业于嘉兴师范学校。后来，汪琮与留学日本的洲泉人吴欣奇结婚，其胞妹汪珂又成为求益小学第三任校长。汪珂又名玉华，比汪琮小两三岁，亦为正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后来，汪珂嫁给海宁双山姜氏，其后不知何人接任校长。1932年5月出版的第五期《崇德教育》，刊登崇德县教育局督学沈纯常、马义璋视察报告，对区立求益女校的评语是：“该校计分三教室，惜多窄小，以致课桌栉比，巡视为难，惟各教员按时授课，均见热忱。”

　　抗战开始之后，求益女校停办。1938年秋，汪家厅成为私立务勤学校，全盛时期，有小学部六个年级和初中部两个年级，学生一百数十名。1944年春，崇德县立中学创办，务勤学校初中部取消，改名为私立务勤小学。抗战胜利后，学校先后改名为崇德第八保国民学校、第五保国民学校、西横街国民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汪家厅不再设学校，先被改作崇德供销社食堂，后被改作崇福食品厂车间。食品厂搬迁后，汪家厅部分房屋被原崇福烟糖公司拆除，改建为烟糖公司营业场所，现为宫前路80号。

　　计宗型去世于1934年。此后，汪吟霞常居崇福。她是基督教虔诚信徒，人称计师母。崇福抗战沦陷后，基督教崇德堂传道人弃堂返乡，堂会停歇。每逢主日，汪吟霞召集基督教信徒，在汪宅中聚会礼拜。其间，陆续有人加入教会。在动荡的时局中，古老的汪家厅又一次发挥了独特的功能。抗战胜利后，基督教会一度在汪家厅开办“崇德贫民学校”，以失学民众为教育对象，除教授课本教程外，更注重便条、简函、记账、珠算的练习。崇德贫民学校的开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汪吟霞赴京与英国归来的长子计晋仁(曾任中国冶金部规划院副院长)团聚。1982年，汪吟霞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