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生时代，曾有过两次不寻常的经历。一次是读小学时的跳级，另一次是念初中时的“跃进”。

　　众所周知，新生入学一般都在秋季，九月一日上学。可我上小学那一年，入学恰恰是在春季。当我读完三年级上半学期，将升入下半学期时，学校接到上级教育部门通知，要取消春季班。那时的班主任是张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说话和气，声音悦耳。她对我们全班学生说：“九月一日开始，你们大部分同学要重读第五册，告诉爸爸妈妈，这不是留级，这是重读；也有几个同学要跳级，第六册不读了，直接读第七册。”

　　教室里鸦雀无声，也许是孩子们没理解老师的意图，也许是不愿分开吧！张老师接着说：“我也不愿和你们分开，这是上级的命令，没有办法，命令是不能违反的，让你们家长今晚到学校开会听命令。”下课后，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摸摸我的头说：“让你跳级，高兴吗？”我有点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好。

　　那晚家长会以后，我被分配到四年级上半学期读书，也就是跳过了学第六册课本。同时跳级的一共有六个同学，除了我，其余五个都是女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两三岁(因为那时的女同学都要管弟妹，上学都比较迟)。现在想起来，老师的安排是对的，这些女同学年龄大一点，这样可以让她们早点毕业。当时，我少读了半年书，但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比别人差。那时的语文课，虽然没有学拼音，但会查字典，因此阅读也没感到困难。那时的算术课(即现在的数学)，已学过乘法口诀，我做乘除法也比较顺手。后来期末考试时，我名列前茅。五十年代初期的小学学习，可见是何等的轻松。看看如今，我的小孙子刚读一年级，居然作业那么多，我真有点不理解——从上到下都在喊“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学生的书包那么重，负担一点也没有减下来嘛！

　　当年读初中时，我遇上了“大跃进”时期。那时有句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教育也搞了“大跃进”。一九五八年的暑假过后，学校里各个班都有五个“跃进生”的任务。当时，选送的大都是工农子弟，体现为工农服务的方针。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商，但不知为何又被选中了，也许我的成绩略好，也许是作为工农子弟的陪衬吧。这一回，从初一“跃进”到初三，可并不轻松啰！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文科倒可以马马虎虎混过去，可面对数理科就困难了。初三物理与初二的内容连贯性不大，化学是初三新开的学科，因此这两门功课还算跟得上。学数学(当时分代数、几何两门)时，就感到了很大困难，上课时，听听是懂的，但是做作业就不行了。开学初，我只能借同桌的作业本照抄，我一边抄，一边思考。

　　说来也怪，“抄袭”居然也可以悟出门道，再加上利用晚上时间自学初二的数学，不久，我终于跟上了中等水平。班上另外几个“跃进生”，有的跟上了，有的始终跟不上。

　　现在反思五十多年前的“跃进生”，我看不靠谱，有点违背教育规律。跳级怎么能下达指标任务呢？学习是循序渐进的，并非胆大就能出成绩。即使是出类拔萃的人，也不能跳过应有的学习内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