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影响深远。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700余万言的《太虚大师全书》，收入1449篇文章，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佛学著述和哲学、中西文化等相关论著之外，太虚大师还有无数诗作。写诗，几乎贯穿太虚大师一生，在《太虚大师全书》中，近千首诗被收入《潮音草舍诗存》、《潮音草舍诗存续集》、《潮音草舍诗存遗》。另外，《潮音草舍诗存别集》中，还有歌偈、诗余、联语等。

　　民国时代的学人，写诗、作文，都是基本功。或许正因为其佛学成就太突出了，人们往往忽略了太虚大师其实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僧。他虽没有经过正规的书塾或学校教育，但通过自学和寺院修行，其诗学的底子，依然令后人望尘莫及。综观太虚大师一生，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佛教改革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有情诗人。他的许多佛教改革理想，与他的诗才和丰富的诗意想象，自然融合，密不可分。他各个阶段的诗作，始终贯穿佛教思想与改革精神，时时抒发着人生佛教之理想主张。

　　无疑，太虚大师在道业学术上成就之因，不外乎才性、师法、游历，此三者同等重要。太虚大师的诗才，也离不开天赋与勤奋。他的童年是孤寂的，不到两岁就没了父亲，五岁时母亲改嫁，一直随外祖母在庵堂中长大。幸而有外婆与舅舅的照应，使他接受了一些早期的教育。最先启蒙他的小舅舅张子纲，教少年太虚读《神童诗》、《千家诗》、《诗经》和“四书”，以及“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唐诗选本。太虚聪慧且记忆力强，于是有“神童”之誉，八岁时就能对三五个字的对子，及早埋下了读书的种子。

　　太虚大师的诗才，离不开师缘广大。年仅十六岁的太虚正式出家后，成为佛门弟子，得到了许多名师的教导，开始习做诗文。师祖奘年及天童寺住持、诗僧寄禅大和尚都认为太虚少年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在宁波永丰禅院向住持僧歧昌和尚学经习教期间，歧昌和尚知人善教，使太虚接受了传统儒家经学的启蒙学习，更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诗文培养。后回天童寺学教，听道阶法师讲经，他也深受器重。移住法师寮，专司检录经书一职后，太虚有机会博览各种佛经，并由此萌发遍阅佛教藏经的心愿。三年相对完整的佛教丛林教育，进一步研习在俗世尚未完成的传统儒家经典，逐渐养成了他日后如日中天的弘法才情。

　　太虚一生广交诗友，更使他的诗情大有长进。18岁时，他即与年长其11岁的圆瑛法师相识并结为诗友。从此，他时常与圆瑛等吟诗唱和。后来，他又认识了华山、栖云等革命诗僧并交往，诗文方面更有进益。清宣统元年(1909)春，21岁的太虚在华山、栖云的建议下，就学于南京祗洹精舍。半年学习，使其终身受益，尤其是对古文及诗学进益颇多。之后，太虚南下广州，又与广州诗友相唱和，诗才更是显山露水，并结交了广州大诗绅梁节庵、江霞公等。

　　广州革命失败，太虚回到上海，后在普陀山闭关。在习经的同时，他也阅读历代诗文，诗词唱和仍是不断，并有诗集《昧盦诗录》出版。太虚出关后，曾与陆镇亭太史、圆瑛、王吟雪等在宁波观音寺结木犀香诗社，更颇多唱和。

　　太虚与国学大师章太炎交往颇多，诗文深受其影响。另外，太虚与温州诗僧白慧，还有冯君木、章巨摩、穆穆斋等诸诗友亦时相唱和。值得一提的是，太虚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也有缘交往，先是太虚出访印度，会晤泰戈尔；后是泰戈尔来中国访问，又会晤太虚，太虚专门有诗记之，成诗坛佳话。综观太虚大师一生的诗作，与诗友的广泛交往及无数唱和之作，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太虚一生多方游化，见识广博，也激发了其浓郁的诗情。他生活在民国时代，不但弘法全国各地，又游化台湾、香港，甚至走出国门，游化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及欧美等地，见识了各地名山大川、风土人情，拓宽了眼界，为吟诗抒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写下许多游记诗、唱和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