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像

 

　　太虚手迹

　　一代高僧太虚大师，祖籍桐乡。其一生投身于中国佛教革新，倡导人生佛教，追求世界和平，至今依然在佛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今年1月8日，是太虚大师诞辰125周年纪念日。酝酿已久的桐乡市太虚大师研究会将在其故里的桐乡凤鸣寺举行成立大会。研究会成立之际，本报推出太虚大师诞辰125周年纪念专版，以表达故乡读者对太虚大师的深情纪念。

　　让我们将目光移向一百多年前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一起走近大师，共同缅怀一代高僧。

　　太虚，何许人也？知晓者少之又少。然而，祖籍桐乡的太虚，可谓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德高僧、佛学泰斗、宗教领袖、佛界奇才，家乡人绝不该忘却。

　　光绪十五年腊月十八日(公历1890年1月8日)，太虚出生于海宁长安镇外婆家，从父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16岁出家，法名唯心，法号太虚。综观其一生，大师功德光彩夺目，业绩彪炳史册。

　　太虚是一位近现代中国的大德高僧。童年常随外婆出入寺庙，深沐佛香，颇有佛悟。幼年听力敏锐，记忆过人，近乎过目不忘。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僧戒，不视金钱，绝不沾酒；生活俭朴，随遇而安，却乐于助人；手不释卷，学识广博，兼通内学外学，融会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虽享盛名，不摆威风，和蔼可亲。鲁迅曾赞曰：太虚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太虚是一位杰出的佛学理论家。一生勤勉思索，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存《太虚大师全书》1449篇700余万字。特别是太虚首倡人生佛教理论，主张革除传统佛教中的鬼神迷信，使佛教以人为本，贴近人生，直面现实，利生济世，造福社会，把传统佛教注重“出世”和“神本”变成注重“入世”和“人本”，是人生佛学的理论先驱。

　　太虚是一位著名的佛教改革家。他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与辛亥革命活动，利用刊物宣传革命，试图革命救世。后将革命精神融入佛改救世之中，擎起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面大旗，从思想、制度和经济方面对中国佛教进行现代化改造，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马丁·路德式的改革人物。时人称其为革命和尚、改革和尚。

　　太虚是20世纪中国佛教界最具冲击力的一位社会活动家。为宣佛护寺、爱国爱教、推动佛改，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先后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民国政府打交道，不仅与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杨虎城、白崇禧、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于右任、虞洽卿、卢作孚、陈嘉庚、郭沫若、田汉、梁漱溟、黄炎培、林语堂、梁实秋、翦伯赞、马寅初、晏阳初、老舍、徐志摩等政、军、文、学、商各界数百中国精英亲密交往，还与圣雄甘地、印度总统尼赫鲁、诗人泰戈尔、哲学者罗素、学者休谟、总统罗斯福等有一定交往。

　　太虚是一位卓越的佛学教育家。长期致力办学兴教，培育新型佛教人才，先后创办或主持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近十所佛学院，被誉为中国的佛学院之父。他通过综合教育教学改革，一手奠定了中国20世纪佛教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他还亲赴各地宣佛讲经，弘扬佛法，拓展社会化佛学教育事业。据初步统计，其弘法足迹遍及国内21省市近百地和17国的几十城市，演讲场次千余，所到之处，僧俗万众敬仰。

　　太虚是一位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组建和指导多个宗教团体，联谊各界信徒，先后担任世界佛教联合会首任会长、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学会主席、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印度阿育王纪念大会主席、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佛界常委、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创办和主编《佛教月刊》、《海潮音》、《觉群周报》、《觉社丛刊》、《佛教日报》等多种报刊，引领时代思潮；住持雪窦寺、南普陀寺、崇仁寺、净慈寺、密印寺等多所寺庙禅院，管理僧人群体。尤其是，联络世界各国宗教人士，号召全世界宗教徒携手普度众生，利益社会，创造和平。

　　太虚是一位极具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日斗士。从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到1945年日本战败，他全程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或撰文，或演说，或组织各类抗日队伍，或募资捐款支前，或设立避难所收容难民，或组团出访揭露日寇暴行和呼吁世界和平。为此，冯玉祥将军为大师题词“抗日救国”，国民政府授予其抗战胜利勋章并颁布褒扬太虚令。

　　太虚是一位盛产诗词的闻名诗僧。诗词入编《太虚大师全书》千余首。以其在国内外的见闻和禅友来往感悟为主要内容，大多为即兴而来，充满禅机，气定神闲，宁静致远，紧跟时代。不少禅诗近似白话，通俗易懂。他与弘一法师合作一首禅、词、曲合一的《三宝歌》，曾风靡一时。

　　太虚是一位艺术修养颇深的书僧。其书法并没有刻意临摹某位书法大家，全凭潜心读经书，抄经书，加之目识心记，笔不停挥，心手相随所至。主要特点为行草见长，秀劲雅逸，灵动俊朗，宁静潇洒。有人评述大师书法“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傲简远，如高人雅士”。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出家人四海云游，无所谓家乡观念，且已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佛教领袖，但他仍难忘乡梓，情系原籍。诸例为证：1927年回沪途中，停留长安，打听生于桐乡洲泉的同母异父的三位胞弟妹。1928年回到祖籍地崇德过年，造访福严寺，写下《崇德访古华禅兄咏福严寺四景》。1928年“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落款具名时，仍署本人“籍浙江崇德”。生前多次到访嘉兴，写下与嘉兴有关的诗词有16首。1935年前往嘉兴楞严寺演讲法经《楞严大意》。1943年前后，在陪都重庆与漫画大师丰子恺多次相见，称丰子恺为自己的“小老乡”，甚至用崇德方言与丰氏交谈甚欢，丰子恺为此深情撰《忆太虚大师》。

　　那么，长期以来，家乡人为什么会“忘却”大师？笔者揣摩，大致四因：一是政治因素：大师曾为蒋介石宗教顾问，是蒋的座上宾，长期与民国政府、国民党高层过往甚密。二是社会因素：中国社会往往将佛教混同于封建迷信，新中国一段时期，佛教被归为扫四旧范畴。三是文化因素：大师主要成就集于佛理佛义，普通民众乃至文化人士一般也难以领会、研究和传播。四是个人因素：大师1947年中风而逝，仅59虚岁；16岁为僧，未婚无子嗣；个性激昂，不属那种只顾吃斋念经、静坐寺院之传统僧侣，为佛教改革、爱国抗日、爱教护寺而常年奔走，与社会各界打交道，生前被佛界不少同行误为“政治和尚”、“出风头和尚”、“假和尚”；思想鲜明，大师的诸多佛教改革主张，被传统佛界视作异端。

　　但愿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名市的今日桐乡，大师英名能绽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