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日本赴中国的官方机构、民间组织或个人如过江之鲫。其中一海军少尉曾根俊虎，前后六次来华，游历同时从事谍报活动，并写下《北中国纪行》、《清国近世乱志》、《清国诸炮台图》等书。此人曾在《清国漫游志》中自序：余航清国，前后六回，南从广州、香港，北经上海、天津，又自辽东泛舟鸭绿，至朝鲜义州府城下，足迹不为少矣。

　　曾根俊虎少年时代在藩校学习汉学，拥有深厚的汉学功底。1874年9月，他被派至上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筹措军需物品同时，他作为海军省派遣的间谍，就地收集情报。12月11日，曾根俊虎从上海租船出发，经龙华港、青浦县、朱家角、西塘镇、嘉兴府、石门县、长安镇、临平镇，于16日到达杭州；20日又从杭州出发，经海宁州、海盐县、乍浦镇、平湖县、西塘镇、徐家汇，于28日返回上海。对沿途的城镇、村落、地形、道路、特产、风俗、人情、气候、城郭、要塞、兵营等，曾根俊虎均作了详细记录，并绘有地图，辑录成《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后改为《清国漫游志》)。

　　下面，是《清国漫游志》中曾根俊虎沿运河途经桐乡、石门两县的见闻记录：

　　十五日，天气晴朗。早上五点半辞别斗门村，残月西倾，辰星落落，寒霜侵肌。此时查看气温表，指针指向华氏三十度。从此开始，朝着西稍南的方向航行数里，天已大亮，日升三竿。这一带右边，处处可见石垣崩塌毁坏，间有古松老柏等，疑此地方为古昔宫殿遗迹。再往前行，可见两岸多植桑树。再前行十余里，抵达石门湾。湾口有一座石桥，题曰：东高桥。两岸房屋鳞次栉比，多砖瓦之房。午后一点抵达石门县。城之建造与青浦城相伯仲，人家大约有五百许，而无繁华之色。从斗门至此七十里。此县为嘉兴府管辖，位于府城西南，距离北京三千一百十里。

　　据《大清缙绅全书》，该县地丁银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两，漕白米三万四千五百石，杂税银一百二十两，仓谷二万二千七百三十石，养廉银一千三百两。地方官即知县、教谕、训导、主薄、典史各一名，治理县治。

　　曾根俊虎14日中午12时从嘉兴出发，走的是运河水道，直到5时20分才抵达陡门，泊舟过夜。嘉兴与陡门仅约30里，走得如此之慢，可知他是边行边记边画，观察非常仔细。次日5时30分从陡门开船，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测量气温。此时已是农历十一月初，华氏三十度相当于摄氏零度，所测所述是相当准确的。

　　桐乡县城因不在运河岸边，所以曾根俊虎没有记述，仅记述了陡门以东妙智、双桥一段运河的沿途所见。对石门湾，他只记东高桥，没有记南高桥，这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因为东高桥、南高桥俱毁于太平天国的兵燹。东高桥初毁于1860年，里人沈保寿募资重建，1864年再毁于兵燹，1871年集资再重修，曾根俊虎途经时，业已修好，故作了记录。南高桥毁于1864年，1874年才倡捐重修，故曾根俊虎没有记述。

　　他对石门县(今崇福镇)县城城墙的记述十分具体：“城墙高从水面起二丈余，下面三尺左右为土堤，中间三尺余为石造，其上面为砖砌”。此外，《清国漫游志》中插有《斗门图》和《石门县城壁图》，均为曾根俊虎沿途所绘。《斗门图》除画有运河外，还画有一南一北两条河流。《石门县城壁图》画的是石门县城东门一带的城墙，并详细标注了城墙外河道宽度、深度数据。这估计是他亲自测量得出的数据，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

　　130多年前，曾根俊虎作为日本军部的海军少尉，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详细的考察，名为游历，实为军事侦察。所获信息编写成书，上献天皇，下布社会，可见明治维新后日本上下对外扩张、图谋中国的野心，也可见当时日本军界的处心积虑与老谋深算。事实确实如此——1937年11月23日，侵华日军沿运河塘经陡门、宗扬庙，占领石门湾，28日再占领崇德县(旧为石门镇)，走的正是1874年曾根俊虎侦察桐乡、石门的这条路线。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侵华日军选择这条路线侵占桐乡、崇德两县，是参考过曾根俊虎的文章的。

　　现在，曾根俊虎所著军事价值已经不高了，但由于是实地考察的笔记，书中所述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我们了解清末时期嘉兴、桐乡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自然风貌等都提供了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