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运河自南折东去，一个120度的大拐弯，让石门成了运河第一湾。同时，也拐出了与江南灵性相得益彰的繁荣产业。石门女鞋，更确切地说羔羊女鞋，历经30多年的发展，从星星点点的乡镇企业达到鼎峰，进而走向衰落，后又绝地涅槃，现在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起落间，这一传统产业的命运沿革也给了我们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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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原来是一个乡，位于桐乡市石门镇南片。随着后来撤乡并镇，这一区域人们更习惯叫“大羔羊”。如果说石门崛起成为浙北新兴的鞋业镇，那么“大羔羊”绝对是其核心点。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有698家大小不一的鞋业及鞋类相关企业集聚于石门，年产女鞋超过4000万对，产值达60亿元，占全省真皮女鞋的35%、全国真皮女鞋的10%左右。这份沉甸甸的数字大多出自于羔羊，早在2002年，石门就在羔羊建立了特色鞋业园。圣丹丽、哈妮、芭妮、名典、福华德等国内外知名女鞋品牌无一例外都集中在羔羊。

　　兴盛：流传鞋厂老板买下钟表整柜

　　改革开放初期，在桐乡农村涌现出一批乡镇企业，绢纺、丝织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而在羔羊一带却出现一批做皮鞋的乡镇、村办企业，产品以手工、真皮闻名。

　　没有产业基础，但长期有从上海大型国营鞋厂退下来的老师傅手把手教，厂里出现了第一批制鞋工人。本地没原料，就从全国各地采购过来。因为浓缩着扎扎实实的皮料和技艺，羔羊所产的女鞋根本不愁卖，上海市场基本全包了。上世纪90年代初羔羊最多时有8家皮鞋厂。

　　在很多老桐乡人的记忆中，真没有比这膨胀更快的时代了。当时桐乡最大的皮鞋企业是足佳集团。1990年，足佳为新品发布会选择举办地，最后选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些刚刚富裕起来的老板们常常一掷千金，曾流传某鞋厂老板在北京一气之下买下钟表整柜的传说。“在最好的年头，连厂长自己都不知道赚了多少钱。”圣丹丽鞋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钟洪兴回忆过去，感慨万千。

　　1983年，钟洪兴进入当时的羔羊皮鞋总厂当了一名一线工人，当时基本还没机器。头脑活络的钟洪兴很快对30多道制鞋环节驾轻就熟，之后被提升为车间主任，进而成为技术厂长。“当时厂里还提出个‘三五’目标：500个工人，500万元销售额，50万元利润。”难掩的豪气，让进鞋厂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好工作，没关系根本进不了。

　　钟洪兴还记得当地另一家厂的辉煌。“当时与我们厂平起平坐的还有一家美佳皮鞋厂，1991年他们开发的‘登球’牌休闲鞋还获得了国家星火成果奖，是到北京去领奖的。”那是羔羊鞋业的鼎盛。

　　而那时普通老百姓想买双羔羊真皮鞋也没那么容易，需要层层托关系、批条子，每双价格60多元，在工资也只有三四百元的年代，着实不便宜。但质量是真好，几年不变形。

　　衰退：曾经风光的乡镇企业倒了大半

　　在1994年前后，这些曾经风光无二的乡镇企业呈现出颓势。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温州女鞋。

　　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鞋开始起步。几乎一夜间，温州鞋企发展到6000家。一些小企业，试图在邪道上一夜暴富，用纸板做伪劣鞋。被人形象地称为“星期鞋”、“晨昏鞋”。1987年的8月8日，杭州武林广场的一把火，灼痛了温州人的神经。从那后，温州鞋业浴火重生。

　　到了80年代后期，温州个体和私营经济已显露红火之势。奥康、红蜻蜓很多之后女鞋大牌都在那时正式起步。

　　等到1995年前后，私营经济相比笨拙的乡镇企业，政策更为灵活，转身更方便，加之看中质量，羔羊鞋厂无论价格还是销售模式，明显已竞争不过。

　　在1997年左右，很多羔羊鞋厂几乎已接不到订单了，技术人员也都跑掉了。也在那个时候，大部分乡镇企业纷纷关停。曾经的辉煌几乎一夜坍塌，让无数桐乡人为之痛惜。

　　1999年，现为嘉兴市哈妮鞋业董事长的屠洪良，接收了濒临倒闭的羔羊皮鞋总厂，这是极少数换个活法得以生存的乡镇企业。

　　紧接着是工人、设备的大洗牌，转制后的企业最开始通过外贸公司做出口皮鞋。但利润实在微不足道，3年后，屠洪良毅然放弃，又回到传统内销的路子上，开始主攻“哈妮”这个本土品牌。

　　相比屠洪良，钟洪兴是彻底的白手起家，也是羔羊最早一批开办民营企业的。

　　从乡镇企业出来后，钟洪兴到温州进鞋，贩到江苏无锡卖，一双鞋赚10元，整整卖了3年，其中甘苦自知。“不过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从生产到销售，掌握了女鞋的全套流程。”

　　在那个销售比技术重要的年代，钟洪兴坚信只要有产品，就能卖出去。1996年他找了五六个人，自己办厂。

　　起初，小厂每天只能做40对女鞋，钟洪兴隔天一早骑半小时摩托车到崇福，然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中巴车辗转到杭州卖，一天能赚300元到500元。

　　一年半后，五六人的规模扩大到20人，开始向上海发展。那有着更大的市场，当杭州只有大江南、小吕宋寥寥数家小商场时，上海仅南京路上就有无数鞋庄。钟洪兴送100双鞋进去，一两天就能卖完。其创业模式也成了不少鞋老板起家的参照模板。

　　不过在2002年前后，这类小商场遭遇倒闭潮。石门的鞋老板们又开始向中原和东北市场发展。而在这时，百丽、红蜻蜓、奥康这些广州、温州女鞋，经过多年积淀，正式爆发出品牌的力量。

　　当时的鞋老板们也很清楚，多年的产业停滞断档，桐乡女鞋和温州、广州女鞋的差距已无法估量。

　　重生：创牌不易，且行且努力

　　2001年，石门镇从事皮鞋生产的相关企业不过23家，从业人员1200人，年生产能力300万对。13年过去，这些数字已被刷新为近700家、2.8万多人和4000万对。如今，全镇拥有皮鞋制造规模以上企业15家以上，鞋业特色经济收入占全镇总收入的30%。

　　女鞋的种苗早已深扎在羔羊这方土地上，稍有星星之火，即有燎原之势。简单的数字对比，就能看到羔羊女鞋的再次繁荣。

　　石门郜墩村紧邻羔羊集镇，从2005年开始，几年发展下来，这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皮鞋村”，现在拥有大小皮鞋企业、个体156家。“一下子蹿起来还是2008年后，当时皮鞋行情特别好，很多原本在鞋厂工作的都出来单干了。”郜墩村党总支书记张晓平说，因为制鞋行业是以粗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如果不求规模，二三十万基本就能开始运作一家小鞋厂。

　　然而，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制鞋点安全隐患不少，另外，小作坊主因为受场地、工人的限制，有订单也不敢多接。而郜墩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扩大规模需求与土地指标有限的矛盾。而郜墩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扩大规模需求与土地指标有限的矛盾。

　　2008年，“农民鞋业创业园”的提议一经提出，即获得了上级相关部门的支持。通过农村土地整治，腾出一部分国有土地进行拍卖，让真正有潜力的小企业购买土地自建厂房，入园壮大。

　　华怡鞋业有限公司作为一期入园的企业，总经理李海飞只说了这样一组数据：2007年企业刚成立时，年产女鞋6.8万对。搬园区前一年生产了24万对，2011年搬入园区，产量直接翻番，今年产量预计将达到70万对。

　　李海飞将企业的飞速发展归功于两方面:“有了更广阔的场地，加上正规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流水线，自然能放开手脚接订单。”

　　一期的成功运营模式，村里更多制鞋企业想要进入农民鞋业创业园区。去年，又有7家成长型企业进入二期园区。

　　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下，小企业急速成长壮大，而起步较早的民营鞋企正努力奔走在品牌的路上，产业基础更显雄厚。

　　90年代中期，现为嘉黛艾妮鞋业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的朱玉明曾被苏州一家鞋厂聘作销售经理。“‘燕莎’里标价500元的鞋，没有人要，标到1500元却要抢，这就是品牌的价值。”朱玉明当时所在的厂，做一对鞋成本约60元，出厂价130元，在‘燕莎’里标到1000多元，但厂里能分到的只有200元左右。而在‘燕莎’这样的零售商场里，3双鞋子卖出一双就赚钱了。

　　其实这样的鞋业规律，做鞋的都心如明镜。但是，从意识到品牌的价值，到改变贴牌惯性，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从1997年给大企业做贴牌生产，到如今钟洪兴的“圣丹丽”已拥有4个自主品牌，甚至包括巨资从国外收购的国际知名商标。同时，企业还有了为自己贴牌生产的下端厂家。“刚开始打牌子，我们只说自己是广州制造的，品牌经营初见成效后，我们才敢亮出桐乡制造。”钟洪兴说现在企业生产的鞋子70%都是打自主品牌。

　　品牌之路不好走，但羔羊众多的鞋业企业正亦步亦趋，踏上这条崎岖而光明之路。“羔羊制造”的品牌女鞋也已在全国开设了数百家直营店，很多通过经销商，直接打入一线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