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木心，是因为他的文章里提到乌镇，似乎有种人情淡漠的感觉。第二次听说木心，是陈丹青力捧他的老师。第三次是《哥伦比亚的倒影》一书的面市。第四次是听说木心回来了。……昨天，乌镇木心纪念馆正式开馆。陈丹青说，就是不想跟他分开。先生：我们也不想跟您分开。让我们再看一看他英俊的外表和从不离身的帽子吧；让我们再读一读他时而温润时而冷峻的文字吧。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遗稿

　　我爱老子，但我不悲伤、不绝望、不唱反调、不骂、不出鬼主意——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我不抱希望，所以不绝望；我自寻路，一个人走，所以不反激。我也有脾气要发，但说说俏皮话。

　　——《文学回忆录》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断线的风筝。

　　——《文学回忆录》

　　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假如我有法国兰波之才，已臻不朽。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只有痴心一片，还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尝著文章自娱”结果是“尝著文章自误”。

　　——《鱼丽之宴》

　　异国平居有所思的炎凉岁月里,时常会警觉自己是一个不期然而然的爱国主义者,我与华夏胤裔,始终维持着单方面的君子之交,于是我带着中国回中国。

　　——《上海在哪里》

　　史学使人清醒。哲学使人坚定。我目睹很多艺文人士由于不具史学哲学的观点而临危大惧，张皇失措，彼此诬陷，怕死贪生。当此际，我方始明白史学与哲学原来有这样的实用性。此二学，我所涉不深，却也够我自始至终保持镇静。莎士比亚、贝多芬都赶上大街来批斗，我安之若素，因为无损莎士比亚、贝多芬一根毫毛，而有莎士比亚、贝多芬存在的世界，我为何不爱，为何不信，为何不满怀希望？

　　——《鱼丽之宴》

　　古代的英雄豪杰似乎在童年就非常自觉，真是这样的吗？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怀疑都是成人灌输教唆出来的，我也仍然相信小孩子只有虚荣心，一直要虚荣到深感虚荣乏味了，才转向追求光荣。

　　——《鱼丽之宴》

　　所谓“人生经历”，够了，现在缺少的是写作才能而不是写作题材。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立志，自认为练达，自认为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自己少年时最憎恶的那种人。我愧言有什么特强的上进心，而敢言从不妄自菲薄。

　　初读米开朗基罗传，周身战栗，就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我经历了多次各种“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常见人驱使自己的“少年”“青年”归化于自己的“老年”。我的“老年”“青年”却听命于我的“少年”。顺理可以成章，那么逆理更可以成章——少年时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足够我受用终生。

　　——《鱼丽之宴》

　　沧海蓝田共烟霞 珠玉冷暖在谁家 金人莫论兴衰诗 铜仙惯乘来去车 孤艇酒酣焚经典 高枝月明判凤鸦 蓬莱枯死三千树 为君重满碧桃花

　　——《西班牙三棵树》

　　我的几个家庭教师中，有一位是新潮人物。他教我读《圣经》，简称“读熟五记、四福音，就可以了”。

　　——《文学回忆录》

　　我七岁丧父，只记得家里纷乱，和尚尼姑，一片嘈杂，但我没有悲哀。自己没有悲哀过的人，不会为别人悲哀，可见欣赏艺术必得有亲身的经历。1956年我被迫害，死去活来，事后在钢琴上弹贝多芬，突然懂了，不仅懂了，而且奇怪贝多芬的遭遇和我完全不同，何以他的悲痛与我如此共鸣？

　　——《文学回忆录》

　　教我读杜诗的老师，是我母亲，时为是抗战逃难期间。我年纪小，母亲讲解了，才觉得好，因此闹了话柄：有一次家宴，谈起沈雁冰的父亲死后，他母亲亲笔作了挽联。有人说难得，有人说普通，有人说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诗好，我忍不住说：“写诗么，至少要像杜甫那样才好说写诗。”亲戚长辈哄堂大笑……后来见到，还要问：“阿中，近来还读杜诗么？”

　　——《文学回忆录》

　　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没见面，她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她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五岁……后来我们在苏州东吴大学会面，幻想破灭……《旧约》没有能使她爱我，《新约》没有能使我爱她。现在旧事重提，心里忽然悲伤了，毕竟我们在五年之中，写信、等信二百多次，一片诚心。

　　——《文学回忆录》

　　温州的夏承焘先生，号称近百年第一词家，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我们长谈、通信，他每次寄作品来，都写“木心仁兄指正”，他快近六十岁，我当时才二十几岁……后来，在杭州还听过夏承焘专门讲《桃花扇》。

　　——《文学回忆录》

　　我爱的物、事、人，不太提的。我爱音乐,不太听的。我爱某人，不太去看他的。现实生活中遇到他,我一定远远避开他。这是我的乖僻。艺术家的乖僻,是为了更近人情。

　　——《文学回忆录》

　　二次大战结束，中国内争继起，哪有嘉年华可言，而是个人的青春期，一半虽被灰烬淹没，还剩一半算是劫后余春，兀自蓬勃不已。现在回想起来，不无“好时光”的感喟。青春，理应是迷离惝恍的，在追思中却显得水清见底，那“底”，都分别超越了个人性，像碎镜子中的纷纭世界，一片一世界，加起来，通常就把它们叫做“时代”。似乎很庄严，其实还不是一派仓皇猥琐，凡是皆煞有介事而已。

　　——《战后嘉年华》

　　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荣，乃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因此仍可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爱美。西方十九世纪的音乐家、诗人，起初打入我心坎的也是郁茂的髻发，百合花瓣似的大翻领，瀑布般的围巾，紧身而洒脱的黑外套，认为只要长得稍稍有点像他们的模样，再加上如此这般地一身打扮，那么，作曲写诗也是没有问题的。

　　——《战后嘉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