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家里轮到拆迁，面对空旷旷的楼房，父亲决定对外出租，于是，登飞便成了我家的首批租客之一。

　　之所以对登飞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他姓名的缘故，登飞姓李，和台湾的那位李登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登飞很爱国。

　　说登飞爱国是有根据的。登飞年纪和我相仿，所以作为同龄人大家还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在接触中，我了解到登飞来自云南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但家境并不美丽，所以他高中读了一半就辍学出来打工了，虽然家境不好，但在看到山外的美好世界后登飞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山里山外差别这么大，要不了几年这么着也该轮到我老家发达了。”他不仅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国家也是如此：“现在的社会很好，挺不容易的，咱们就要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尤其是后面半句，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登飞为人诚恳，做事勤快，来到桐乡不久他就找到了工作，虽说挣钱不多，倒也释然：“能有份工作也很不错了，谁叫咱没文化呢——再说了，现在就算是大学生工作也难找啊。”这证明他心态很好。然而，事实证明，再平静的湖水也有泛起涟漪的时候，关键是是否有风。有一天傍晚，登飞跑来找，似乎很是兴奋，但又有些犹豫的样子：“今天厂里出了个通知，说是凭高中文凭每个月可以加50块钱的工资。”“但你不是高中没读完吗？”我给他一盆冷水。“所以我才来找你呀，”他似乎有些尴尬，“你是老师，你帮我办一个。”原来他是找我来作假来了。“这可不行！”我跳了起来，“造假文凭是违法的，是要坐牢的，况且我也造不来，教师只管教书，教育局才能发放文凭。”“这样啊？那就是没办法喽？”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像个气球一样一下子瘪了下来，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心里有股莫名的难受。

　　登飞的难受更甚于我，一连几天，他都很失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全无往日热情，看得出，这事对他的打击挺大的。直到有一天，他又兴高采烈地跑来找我，还带着几分神秘，说要我帮个小忙。

　　“首先声明：我可没有文凭。”我先表明立场。

　　“我不是找你要文凭，”他笑了，“我找你来写文凭。呵呵。”

　　他从怀里掏出个绿色小本，里面套着一张毕业证书，还盖有公章。“你这个——”我让他给弄糊涂了，“假的，嘿嘿，”他不停地挠着头，“花五百块钱买的，心虚，走得快，名字忘了签，你的字好，你给帮忙签一下。”原来他是跑去买假文凭了！还把我也搭上了做了帮凶！“这种方法的事不能做！”我脑海中立马闪过这样的念头，但看着他那股兴奋劲，我又不忍心再去打击他，于是我答应了。看着我把名字签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这样就好了。”看着他捧着那“文凭”，如获至宝地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和我的忐忑一样，登飞的快乐也没有持续几天，厂里的工作人员看穿了他的小把戏，工资自然没有加成，羞愧难当的他选择了离开。这次的打击是双重的：经济上损失不说，连尊严也跟着遭了殃，而我也间接地做了一回凶手，因为如果当初我不帮他并说服他的话结局也许就不用这样了。所以一连几天我都觉得不自在，直到那天他又来找我，说是要回老家了，这令我更加伤感。“我还会回来的，用不了几个月。”他还是很释怀，“这事不能怪别人，只怨自己没文化，不懂法律。这次回去我打算弄张驾照回来。”“你不会又去弄张假的吧？”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当然不了，”他的笑容又回来了，“同样的错误能犯两次啊？我去学，去考，房子我还租着，我弟弟这两天就过来，他来了我就让他住着，我学好了再过来。这次不作假了，别忘了——咱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听着他这么说，我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心里的负罪感也减去了不少。

　　没几天，他弟弟到了，这也宣告了他的归期，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这次，我的心里多了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和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