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逸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们那里许多人的启蒙老师。我的老家小集市龙王庙周围十几个村落里，现在35岁以上65岁以下的人，凡是识几个字的，都受过他的教育，都是他的学生，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30年时间内，他是我们这一带唯一的正式的老师。他从20多岁的青年开始教村学，孜孜不倦，直至退休，在这深乡僻壤里过着清贫的隐士一般的生活。

　　曾听村里一些年长者说起过，陆逸先生的出身成分不太好，在解放之前曾做过崇德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一解放就被发配到乡下来教书。当时因为年纪太小，我并不知道县政府的秘书是什么角色，现在想来，陆逸先生青年时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风光，因为那时候的县政府不大，一个秘书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机关事务局长。

　　我去他那里读书时，已经是1971年了，他已在这乡下平静地教了十多年书。这所小学只有一间很大的房子，柱子和梁条粗得出奇，是从一座寺庙里拆来而建造的，外面四分之三是教室，高高低低摆着二三十只形状不一的书桌，里面靠左的四分之一用泥砖砌墙隔开，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有一扇小门相通。教室东北角里有一个地洞，穿过墙脚，一直通到北面圩头边的高岸滩上，那是当时的红小兵们挖出来的备战用的防空洞。这所小学以前叫聚龙桥小学，因为稍东有一座聚龙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改了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叫东风小学。陆逸先生既是校长，又是老师，还是校工，因为这所小学只有他一个人。

　　陆逸先生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去他那里读书时，他的儿子都大了，支边下放去了，只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在他身边，他的夫人远在一个叫洲泉的小镇上工作，一年中难得来一次。陆逸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好静，深居简出，除了每周六去大队部政治学习外，他几乎是足不出户，即使走在路上，也是步履匆匆，碰到熟人，只是打个招呼，从不多言。他上午教书，下午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一日三餐由他的女儿照料，有时早晨到小集市买点小菜，也从不讨价还价，农民说多少，他就付多少。学校东面近百米处就是供销社的总部和商店，很热闹，但他极少去。所以他在我们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一句不是，都说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远离是非的人。

　　他做人十分谨慎小心，近乎苛刻自己。每年“十一”国庆节，学校要欢庆一下，便是在墙上贴红标语，他谨听上面，上面要他写什么，写多少，他就写什么，写多少。那一天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也是战战兢兢的一天，他先叫我们几个比较听话的学生出来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们几角钱，使唤我们去供销社店里买红纸和墨汁来，然后裁纸，铺展好，对照要写的内容，看了一遍又一遍，边写边嘱咐我们：“看牢，写错了，马上跟我说。”写完了，先放在桌子上晾干墨迹，端详了一遍又一遍后，再叫我们拿出去贴，又交代：“千万不要贴倒了。”贴好，他出来还要看一遍。现在我想，他这样认真谨慎，除了性格使然之外，恐怕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他怕一不留神而惹上说不清道不尽的麻烦。

　　有一次，陆逸先生要寄一封信，他叫我与另外一个同学去寄，还给了八分钱，说：“你们只要对营业员说，买一张‘龙头’，贴在信上给他就是了。”我们去了，原话照搬，不想营业员是名小青年，听不懂，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只是说：“陆老师要的，叫‘龙头’。”小青年就是不知道，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出来一个老营业员，一问，才知是邮票，说：“邮票从前叫‘龙头’。陆先生是老先生，老派人，自然叫‘龙头’。”这是我第一次见识邮票，一张方方的小纸片，边上全是半个小孔，贴上它，就可以寄到你想要寄到的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也知道了它从前还有一个古怪的名称，叫“龙头”。

　　陆逸先生嗜好抽烟，尽管他十分清贫，有时盐米不继，但仍要吸几口烟。上世纪70年代，香烟是很紧张的物品，要凭票购买，有时甚至凭了票也买不到。有一回早晨，我父亲看见他独自在学堂门口用小纸头包土烟丝来抽，以解烟瘾，非常同情，回家后拿一包烟出来，要我上学时送给他。当我怯生生地递给他时，他非常激动，说话的声音也变了，他给我钱，我不敢接，他非要给我不可，还定要我转告他的谢意。

　　我小学毕业后不久，因为大队要办蔬菜厂，学堂拆毁了，陆逸先生便搬到了附近一户农民家中，继续教了几年村学，后来因为他支边大兴安岭的大儿子要回家乡工作，便提前两年退休了，这时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回到了崇福镇上养老，依旧过着平静的隐士一般的生活，直至十年前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