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前段时间在《今日桐乡》上,看到我们的老书记范雪森的连篇报道,每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全市人民都在开展向范雪森同志学习的活动,我总在想要做点什么。我第一次到单位报到就是范书记接待的,三十年了,就像昨天一样。今天,我回顾了范书记在文物保护上面的一些点点滴滴,从中也可以看到范书记对待工作的热情和无私情怀。
在任时,他是一位文物工作的守护者;离职后,他是一位文物保护的热心人。
1980年的一天,刚刚调入文化馆工作不久的范书记在与梧桐派出所干警的闲谈中,得知在派出所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库房中,有一堆古旧书画。有心的范书记随即进入库房,一清点,有52件之多,包括俞曲园、翁同龢、伊秉绶、董棨、王礼、张熊等名家的书画作品,最珍贵的当推明代宋旭的《松壑楼居》图,经过上海博物馆的修复,1992年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博物馆书画类的镇馆之宝。
1981年,桐乡开展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范书记组织人员对全县各公社进行了普查,发现了一大批文物,公布了其中的17处为桐乡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全省第一个公布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普查中,范书记十分关心普查人员的生活和困难。除了联系好各公社的食堂外,在新桥遗址试掘期间,自己花钱买来鱼肉,给发掘队员改善伙食。
1984年机构改革,博物馆与文化馆分设,但范书记还是十分关心文物工作。在博物馆内,有一座碑廊,里面陈列着数十块从宋朝到民国的珍贵石碑。这些石碑原来大多散落在南司弄的小公园里,没人管理,保存环境堪忧。范书记和博物馆馆长张梅坤一起,找领导,跑项目,并亲自找来设计师,在东兴路打通时,将散落在公园和各地的石碑统一集中在博物馆的院子里,建起了一座漂亮的碑廊,使这些昔日无人看管的石碑有了一个好归宿。此外,范书记还专赴上海,找到钱君匋先生题写了“碑廊”二字。在范书记临近退休时,他将保存的碑廊资料连同钱君匋的题字交给了博物馆。
博物馆原来和文化馆、图书馆一起合署办公,面积不到200平方米,没有专门的库房,许多珍贵文物只能堆放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范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给文物找个“家”,范书记克服条件限制,和博物馆的同志一起,多次找领导沟通,争取到了在文化馆的院子内修建一座180平米的三层小楼做文物库房。在建库房时,正逢冬天,寒风刺骨,他亲自做监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泡在工地。三个月后,一座漂亮的文物库房建成了,从此这些馆藏珍贵文物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1992年,东兴街再次扩建,博物馆需要异地迁建,为展示桐乡蚕桑文化,已到退休年龄的范书记,二话不说,领着博物馆的年轻人走乡串户,征集了大批的蚕桑民俗文物,丝车、织布机、蚕台、叶墩等,特别是在濮院,征集到了20多件濮绸文物,使博物馆成为收藏濮绸最多的地方。他自己也捐献了光绪年间的桌子、六神牌、油纸伞等文物。这些征集到的民俗文物为蚕桑丝绸博物馆的开放提供了充足的藏品。
退休以后,范书记还是时刻记着文物保护。
1993年,百桃和平村在拓宽道路过程中发现了一处良渚文化遗址,随即发生了文物盗挖事件。当时正在百桃老家的范雪森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向文化局作了汇报,文化、公安及时干预,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地下文化遗址得以保护,流失的文物全部收缴。
2009年,范书记的老家拆迁,几个专门收购文物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将家里以前使用过的东西卖给他们,而且开价不低。但范书记却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叫到了老屋,指着一大堆东西说:“这里有一些民国时期使用过的东西,如果博物馆用得着,你们就随便拿吧。”于是,水车轴、纺纱车、水槽、煤油灯等20多件民俗文物被记入清单,范书记不顾年事已高,也不听博物馆同志的劝告,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外面叫来了电动车,把东西送到了博物馆……
范书记用实际行动为保护文物做了最好的诠释,他不愧为桐乡地方文物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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