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一回老师，是非常幸运的事。

　　上世纪80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中期，我在桐乡一中做了七年语文老师。那时候，我在工作上从一开始就铆足了劲。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要求他们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起初是一周至少写3篇，每篇字数不少于300字，后来增加到一天写一篇，每篇字数不少于400字。为了让这个规定得以持续下去，我是每篇必阅必改，而且每篇都写上评语，有时候评语的字数甚至超过学生整篇日记的字数。学生们有些惊讶，他们原以为写日记只是老师的一种强迫手段，没想到里面还有许多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写日记成了他们与我交流思想的平台，读我的评语也成了他们每天最为快乐的事情之一。

　　学生曹宇芳无疑是这批学生中最为出色的。她的学业极好，因为写日记而爱上了写文章。据她母亲讲，为了完成每天一篇的日记，常常要在完成其他作业之后，边洗脚边与同为语文老师的母亲探讨当天的日记题材，然后在父母都入睡以后开始写作。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假期。她母亲几乎有些不理解地告诉我，即使到了暑假，女儿也会挑灯夜战，每天写日记到深夜，怎么劝也没用。我当时还真有点担心她“走火入魔”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曾把她的几篇作文推荐给了《中学语文报》发表，这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她的积极性。曹宇芳后来考取了北京大学。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更多的是令人难忘的愉悦。记得做教师第一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准备在班上搞一个烛光晚会。我让学生们在教室里坐着，每人面前点一枝蜡烛，等待圣诞老人的到来。他们问：谁是圣诞老人？我说，当然是我啦。学生们瞪大眼睛兴奋不已，说：还有礼物吗？我笑而不答。当我穿上圣诞老人的红衣服，戴上红帽子出现在教室门口时，全班学生欢呼雀跃。他们惊喜地发现圣诞老人的衣兜里塞满了好吃的好玩的，而圣诞老人的慈爱对每个孩子又都是公平的，不论成绩优劣，不论乖巧与否，都会一点一点地分给他们。然后，我便带着孩子们开始在校园里漫步，一枝枝小蜡烛排成了一支长队，在黑漆漆的校园里形成了一条或隐或现的光带，煞是好看。

　　也许还有一件事也让学生们难以忘怀。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说过相声，因为我和我的搭档表演的相声很成功，于是成了学校以后每次文艺汇演的保留节目，还有幸参加了省大学生艺术节。身为人师之后，为了再一次过把相声瘾，我开始物色一个能说会道的学生做我的搭档。为了增加喜剧效果，我特意找了一个身材较矮的女学生来跟我这个1米80的高个子搭档说相声。我们自编自导自演，在校园艺术节上一亮相便赢得了师生们一致的赞誉，后来同样成为了学校每年艺术节期间的“传统节目”。 以至于镇上四中的许多学生每到一中举办艺术节时，都要逃课来看我们的相声表演。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了一批忠实的粉丝。而那个能说会道的女生叫陆绮虹，现在在嘉兴电视台做一个栏目的新闻主播。

　　在我的心目中，学生不仅仅是我的弟子，也是我的朋友，我和他们之间可以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我们的交往有时候似乎已经超出了师生应有的严肃和规矩。记得有一次，我自己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脚，走路都很痛，休息了一天便咬咬牙一瘸一拐地上班去了。进入教室，我搬了个凳子坐在讲台前，并告诉学生，自己这几天脚烫伤了不能动，请大家上课自觉点。谁料此言一出，一个调皮蛋忽然大腿一拍，说道：“哎呀，真是太赞（桐乡方言‘绝好’的意思）了！”引得全班同学一片哄堂大笑，我也是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