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下旬的一天，小寒已过，大寒将至，学生放寒假了，但我们这些做教师的还不能休息。得打起背包分头下乡搞宣传，同时和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年，我们下乡宣传的主题是破除封建迷信，具体行动是烧“灶家菩萨”。

　　烧“灶家菩萨”看似简单，实际阻力可不小，因为“灶王爷”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神圣的。好在上面也没有什么硬性指标，这事也就差不多走过场算了。倒是那“三同”可是很硬的指标。

　　我和两位女同事去的地方是五星大队，大队所在地名叫“章家门”。这章家门离镇上有五里路。我们扛着行李，走在冻松软了的乡间小路上，沿路是蜿蜿蜒蜒干涸了的水渠。水渠上下长着枯黄的草，还有一小丛一小丛翠绿的荠菜。一阵一阵的西北风从乌桕林边刮过来，却并不让人感到寒冷。两位女教师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地不知在说些什么。我和她们拉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眯睎着眼望着淡白阳光下的淡白野景，心里抑止不住涌上来一阵又一阵蜜一样的想念。

　　生产队里安排我住的这户人家是个孤寡老人，六十多岁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人很瘦但筋骨很好。他成天沉默寡言，每次从家里出去和进来的时候，肩上都背着个草篰。当然出去的时候是空篰，进来时已是满满的一篰草了。

　　老人住的房子很小，家里也没有第二张床，我就只好在老人床前巴掌大一方泥地上面打地铺睡觉。我搬来几捆稻草当褥垫，这稻草是新收的获，又暖和又有着干草特有的清香。睡在这样的地铺上，虽然一翻身耳边窸窸窣窣地响，但因为想着在住另一个乡村的姑娘，心情自然是很不错了。

　　这老人家里的伙食实在是差。因为平时只有他一个人，吃食非常随意，差不多每天都没肉，多半是割两棵青菜，或者挖几个萝卜作主菜将就一下，当然，一碗黑乌乌的冬菜是必定有的，偶尔也炖一碗水炖蛋。老人并没有因为家里来了人而特意改善些伙食。这也许就是他性格的本真吧。那时规定，干部下乡吃住在农民家，每天的伙食费是三毛一分钱，这在当时，伙食标准已是不低了。我临走付给老人钱时，他没有一句客气的话，这也是他的本真。这样的本真我喜欢。

　　因为是冬闲，那一年也不特别兴修水利，生产队里没多少农活。队长是个颇有幽默感的人。他说：“咱们乡下人都嚼炒蚕豆嚼得放屁了，还有啥活儿呢？要不，就挑稻干泥吧。”

　　挑稻干泥，就是把田里带稻根的泥挑到近处的桑园里，是壅土养桑的一个活计。这真是一个漂亮活计！挖土不用铁耙而用俗称“扦婆”的一种农具。用扦婆挖出的稻干泥方方正正，四条边干净光滑，就好像切出来的一块方方正正的巨型豆腐干。怪不得人们要叫它“稻干”呢！

　　因为我们是教师，平时很少干重活，农民们给我们挖的稻干泥比常规的要小那么一圈，但是挑在我的肩上还是感到分量不轻。几担稻干泥挑下来，浑身就热了，我们就把棉袄脱下来挂在桑拳上。就在此时，我发现那个平时看似很平常的女同事腮颊上飞起了两朵红云，穿着的那件桃红色的绒线衣也分外地明艳起来。我因此想起了那个美丽的姑娘，我想，如果她在这里，此刻会是怎样一种光彩夺目的身姿呢？

　　有一天，大队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来到地头找到我，说春节里公社要组织文艺会演，每个大队都必须出一个节目，他们大队选了一出叫《小保管上任》的小越剧，想请我帮他们排练。我心里好生纳闷，他们怎么会想到找我呢？这时，两个女同事望着我吃吃地笑，我就什么都明白了。那年代时兴业余文艺演出，各级宣传部门还组织会演，一个戏大队演了公社演，公社演了到县里演，县里演了说不定还到地区演。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年轻的一代》的大型话剧非常有名，国家正规话剧团演出后，业余剧团纷纷效仿，其中桐乡一中演出的《年轻的一代》就特别精彩。我所在的学校也排演这个戏了，我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小李子。这是后话。

　　排戏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地点放在大队里。大队设在一所土改时没收的地主人家房子里，排戏就在房子的厅上。出演主角小保管的是个青年农民，长得壮壮实实，一副憨厚的样子。他排演热情很高，台词唱词早已滚瓜烂熟，但做动作怎么也做不好，单是出场时的一段自报家门就手把手教了他三个晚上。到最后，他无奈地苦笑着说：“老师你看，我就是笨，手老是没处放。”

　　下乡宣传已经结束了，可是每晚我还得走五里路去章家门，因为排戏还须继续。这时候已是农历月底，快过年了，夜里没有月亮，大队领导特意给我配备了一支手电筒。这是一支加长电筒，足有一尺来长，射出的光柱特别强烈；电筒上还系了根带子，背在肩上就像一支枪。但是我几乎不用这照明工具，因为在那星光灿烂的夜晚，身边有一位美丽的姑娘陪着，即便不打手电筒，心里也是暖暖的，眼前感觉依然明亮。

　　1964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而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到来的一年，国家正处于平静的时候，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那一年，我又拥有了一份美好的爱情，那是生活给我酿就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