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所刻的鲁迅笔名印谱

　　钱君匋离我们而去已10年了，在漫长的人生之途中，有过数不清的悲喜、恩怨，然而那悲怨已随岁月的流逝而淡忘了，惟有那些艺术上的名师好友给予他的恩与喜，让他忘不掉、扯不断。

 
　　上世纪２０年代初，钱君匋攻读于上海艺术师范，同学陶元庆经常和他谈论鲁迅的作品、思想和生活。陶元庆和鲁迅是同乡，又有师生之谊，所以谈起鲁迅来滔滔不绝。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的一个午后，钱君匋正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６０号初创的开明书店工作，这家新兴的小型书店是鲁迅的乡友章锡琛创办的。那天鲁迅身着浅灰的长袍，唇上留着一小撮胡须，非常温文庄重，一副极可亲近的样子，来到开明书店编辑部访问章锡琛。访问完毕后，在翻阅“开明”所出的新书时，见到钱君匋装帧的《寂寞的国》、《破垒集》等书，就热情而高兴地对他说：“很好，有一些陶元庆的影响，但自己的风格也很显著，努力下去，是不会错的。”鲁迅的这番话更坚定了钱君匋从事书籍装帧的信心。钱君匋当然也没有料到这一“偶然”会给他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刻下那足以自豪的闪光一笔。从此，钱君匋开始与鲁迅交往了。

　　后来，陶元庆为鲁迅的《朝花夕拾》作了书面，他把原稿代鲁迅交给钱君匋进行制版印刷，钱君匋想起鲁迅对《彷徨》书面印制的严格态度，也使得他对于《朝花夕拾》的印制要求格外的严格，务使成品和原稿不爽毫厘。印成后他将2000张封面寄给鲁迅，还去信就鲁迅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的一处翻译差错谈了自己的看法。鲁迅对他联系印制的封面很满意，于第二天特地回信给他，要他报价，以便付款。还真诚地谈了对那处误译的看法，坦率承认是自己看错了原文。

　　1930年，鲁迅自费出版了木刻画册《土敏土之图》。画册用线装精印，编号出版，钱君匋得知后，就写信向鲁迅索要这画册。虽然印得不多，成本不菲，鲁迅也欣然寄赠他一册。１９３４年，鲁迅又印成了《引玉集》，钱君匋对这本书也很喜欢，又去信相索，不久也得到了此书。但实际上，钱老与鲁迅的接触远不止于此。钱君匋后来在给费在山先生的一封信中，详细地谈到了他与鲁迅先生交往及通信的内容。

 
　　钱君匋为鲁迅设计过《艺术论》、《十月》、《死魂灵》以及一整套《译文丛书》的书面。也正是因为与鲁迅等人的交往，使他跨进了那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

　　鲁迅逝世的时候，钱君匋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在万分悲痛中立誓要把鲁迅所有笔名刻成一部印谱，以志纪念。为此，钱君匋特意去请教许钦文，希望能把鲁迅的笔名搜集完整。

　　一个文学家有几个笔名是常事，鲁迅的笔名多到１３０个以上，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他之所以要用这么多的笔名，十之八九都是他在反文化“围剿”中的产物。鲁迅先生的笔名之多，说明着他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困难，决不是随便玩玩的。但时间一晃３０多年过去了，钱君匋因忙于公务，一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1972年，钱君匋被迫“退休”，这下他终于有时间实现自己的夙愿了，他在家夜以继日地创作《鲁迅印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刻成了168方鲁迅笔名、别号印章，成为印谱。但是“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却视为异端，把原印和钤拓本全部强行抄走，还扭他去横加批判、软禁。钱君匋被释后，愤而重刻了第二套《鲁迅印谱》，以示无声的抗议。在第二套印章中，钱君匋精益求精，改刻了其中不甚满意之作，名为《钱刻鲁迅笔名印集》，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印集对168个笔名、别号和斋室名，都附有简短的考据文字，不仅篆刻的艺术价值甚高，还成了可资了解鲁迅生平的一份重要资料。而钱君匋看准了这一点，把鲁迅笔名用作篆刻的题材,也是他识见高远的表现。

　　钱君匋于1927年在上海开明书店与鲁迅的偶遇，可以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它使钱君匋在接受当时新思潮的基础上，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无产阶级美学思想迅速靠拢。在与鲁迅相识、相交的１０年间，钱君匋通过为中国新文化的许多巨匠设计封面，阅读了世界艺术精英们的思想，完成了生命历程中第一个完善艺术真善美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