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叫“春花”的女子,长长的麻花辫垂在腰际,发间插着一朵粉红的桃花、或是一朵洁白的梨花,映衬着粗棉布蓝花衣裳,质朴而又不失娇艳。按照辈分,我 应该管春花叫表姐。表姐是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女子,在省城的许多文学刊物上,常有表姐的文章发表。平时村上有人需要写封信,总要请表姐代劳,表姐也从不推托。家里针头线脑、洗碗叠被等活全由表姐一个人承担,即便如此,还是无端遭到后妈的责骂。我曾多次看到,在村头的那条铺满煤渣的小路上,后妈拿着鸡毛掸声嘶力竭地追打着表姐。表姐则噙着泪,低下头,默默地躲闪、奔跑。
就是这样一个艳若春花的女子,两年后却杳无消息了。据说,她是和一个同样喜好文学的小木匠私奔了,小木匠丢下了所有做木匠活的工具,和表姐每人提了一个简单的包裹,远走他乡。其时,我很佩服表姐。我想,他们是去找寻自己的幸福了吧。但村里的老人们无不摇头咂嘴:多好的一个女子,硬是让后妈给逼走了。
几年后,我考取了省城一所学校,毕业后娶妻生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家乡逐渐失去了联系。关于表姐的消息也知之甚少了。直到前年一次返乡,和妈妈谈及表姐,才知道,表姐和小木匠私奔后,也曾回过几次娘家,但每次都是鼻青脸肿。原因很简单,四年间,表姐生了三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意味着断了婆家的后代,自然受到了婆家的责难。最后一次回到娘家时,表姐已是披头散发——疯了。
我见过他的丈夫一次,文文静静的,戴着眼镜,见到我时只是一个劲地上烟、点火。据说,在妈妈和媳妇之间,他总是竭力维护着妈妈的尊严。我想,这也是表姐被逼疯的一个主要原因吧。一种叫做“世俗”的东西改变了小木匠,一种叫做“生活”的东西更是残忍地改变了表姐。除了三个年幼的女儿,在表姐的天空里,将再无春花的芬芳与娇艳。
表姐的病也间或好过几次,但只要受到一丁点刺激,就会旧病复发。好的时候,表姐也会和我谈及婆家的事情,谈及三个孩子的可爱。也只有谈到孩子的时候,表姐忧伤的眉宇间才会透出一丝自豪与笑意。如今,表姐的大女儿已经读初中,最小的女儿也读了小学,家里的奖状贴了整整一面墙。我曾经问表姐,你当初为何不选择离婚,表姐不回答,只是苦笑着,无奈地摇摇头。毕竟,在农村,特别是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
在这个桃花、杏花复又盛开的季节,我已在表姐当年常发表文章的省城定居,也常有“豆腐干”见诸报端,却再也读不到表姐的文章。这许多年来,表姐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日子?是痛苦抑或是煎熬?在我的脑海中总有这样一个画面久久挥之不去:面对着三个同样如春花一般美丽的女儿,表姐只是披头散发,“嘿嘿嘿嘿”地傻笑。只有偶尔清醒的时候,笑容才依旧是那样地娇艳,仿若一枝略经修饰的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