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被广泛传播。作者杨天石回首往事，再次慨叹：说真话真难！
　　
　　就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两个简报的故事。
　　
　　一个是援引陈云同志的秘书朱佳木在《陈云同志的感情世界》一文中的叙述：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率先提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两条意见，结果会议简报组要求他同意在简报上删去这两条意见，说要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位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保持一致。陈云同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保持一致不等于不能讲意见。如果都讲一样的话才叫保持一致，那好办，每份简报都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重复一遍就行了。当天晚上，那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又亲自登门“做工作”，劝他收回那两条意见，说否则他的发言不好登简报。陈云同志表示，这两条意见不能收回，如果你们不便登简报，那只有“开天窗”。谈话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多，结果，陈云同志的发言终于没有给登简报。
　　
　　另一个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段时期，知识贬值，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个研究生的待遇不如一个安徽小保姆。作者很着急，有一次，和当时的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一起吃饭，便说：“戴先生，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戴先生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讲？我在会上讲了，但是，整理简报的同志找我，说是这种情况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是不是就不要上简报了吧！”作者哀叹道：一个整理简报的同志就可以决定人民代表的意见，何者可上报，何者不能上报，领导者何能真正听到人民的声音！
　　
　　简报，大概是中国的特产，当然国外也应该有这类文件，但想必惟有中国最盛产。大小单位、大小会议，哪里没有简报？多少人以此为生？按说，这简报是典型的“分众媒体”、“小众媒体”，读者对象极少，大多是一定层次的领导人，简报的内容一般不可能广泛传播。因此，完全应该是畅所欲言、实话实说的载体，完全应该是民情、民意、民心的真实表达，否则，简报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而事实上，简报上并非都是真话实话，并非都是真情实录。采编简报的人，“把关”把得多紧啊！上述两个故事中，高层会议上高层首长的发言、最高权力机关会议上人大代表的意见都可以被删除，被“简化”，可想而知，其他的地方、其他人员的真话，能轻易上得了简报？“把关人”多“尽职”啊！他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编发简报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能“下情上达”，让上层及时了解真实情况，以此作为制定正确决策的依据，而是唯恐真实情况“震动朝廷”、“龙颜大怒”，继而怪罪下来，连累自己。所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报喜不报忧”为“把关”准则，以“安全生产”为最高原则，以讨上司欢心为最大心愿。如此心态、如此做派，还能指望简报的内容不被“劫持”、不被扭曲吗？但是，从另一个视角看，这样的简报分明是在糊弄、忽悠领导，犯下的是“欺君之罪”啊！
　　
　　故事都是“故去”的事情，可谁能相信今天就没有了类似的故事，谁能保证今天的各级领导不再被简报所忽悠？
　　
　　当然，简报的异化，根源绝非在编写者、“把关”者，而在于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人人能心情舒畅说真话的大氛围。季羡林教授能做到“我说出口的都是真话，但真话未必都说出了口”，已属不易，但是倘若“真话未必都说出了口”，说真话依然是“天下第一难”，还侈谈什么“民主”“和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