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774.7亿美元。与此同时，去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10663亿美元。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将本已是焦点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个国家贸易政策的形成，往往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美国，在掌握了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之后，其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内部因素是主因，贸易政策复杂性是其内部政治过程的复杂性的体现。白宫、国会、国务院、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都在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发言权，跨国公司、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劳工组织以及一些游说机构对贸易政策的制定也有较大的影响权，不同部门，不同利益集团都通过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为自己利益竞价。内部竞价的结果成为与贸易伙伴讨价还价的底线，一旦认为利益受到损害，或修改游戏规则，或直接开价逼迫贸易对手接受。其贸易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复杂性。内部竞价的结果往往要体现各个集团的利益，贸易政策往往要涵盖多方面内容。从市场准入到专利保护，从汇率政策到劳工标准，甚至人权问题、政治制度等，都能够与贸易政策挂上钩。

       第二，多变性。在占有世界经济霸权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市场开放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旋律，但在不同的矛盾焦点下，不同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通常年份，在影响贸易政策的力量中，跨国公司及其游说机构往往发出更大的声音，市场开放往往成为贸易政策的重点；在总统选举年份，劳工组织的意见更能体现在贸易政策中。伴随着美国国内利益焦点的变化，贸易政策重点也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尽管美日逆差依旧，日本市场开放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美国在一些领域内取得了对日本的压倒性优势，于是美国暂时把对日贸易问题置于脑后。近年来，随着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扩张，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成为美国喋喋不休的主题。

       第三，“依结果行事”。美国掌握了世界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贸易规则，无论是多边的还是双边的，贸易规则往往体现美国的意志，“依规则行事”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口号。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一旦美国要求得不到满足，制裁、报复就成为贸易政策的主题，在美欧的“香蕉之战”中，这一做派体现的淋漓尽致。“依结果行事”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真正出发点。

       不同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点也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落实巴统管制下的贸易，90年代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核，在中国加入WTO组织上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进入21世纪之后的正常经贸关系（PNTR），战略对话等，从不同时期对华贸易政策不同重点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多变性一览无遗。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观点不同，加上政治因素的干扰，美国对华政策更显复杂性，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贸易、汇率政策甚至政治治理、人权问题，都可以成为美国要价的内容。

       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在中美之间上演的、在扣扳机动作之前的最后关头达成妥协的例子已屡见不鲜。例如1995年，中美在知识产权方面，双方各自列出报复清单，但在最后关头，达成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改变了行事规则，按照规则行事，或者对中国网开一面。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在力量不相等的情况下，中国的威胁属于无效威胁，不足以使美国改变立场。从当时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在最后关头，中国在报复清单中增加了投资一项，美国受到国内跨国公司强大的压力，同时中国在音像、软件、出版物等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允许美国在中国合资建厂。这些动作促成了协议的达成。从最终的结果来看，美国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幌子，达到了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依结果行事”的风格在此可见一斑。

       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点滴可以看出，美国贸易政策的特征并没有因对手的改变而有所改变。相反，由于需要从中国获得更多，因此提出更多的要求，当谈判集中在突出的焦点问题时，美国已经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达到了目的。通过眼花缭乱的要价，在讨价还价中达到目的，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比较突出的特点。同样以1995年知识产权谈判为例，打击盗版是美国冠冕堂皇的理由，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体性的行为，根本不能通过一时的政策达到目的，打击盗版只是一个托词。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表面上，美国只是得到了中国的一个承诺，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实际上，美国通过中国的市场开放，允许美国合资建厂等手段，达到了通过相关产品在中国获取利益的目的。这远远比由中国打击盗版来维护其所谓知识产权要直接和迅速，收益也更加明显。

       近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尽管双方的统计数字有很大的出入，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美方的数字，还是中方的数字，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数字都是相当惊人的。于是，人民币汇率成为替罪羊。2003年，时任美国财长的斯诺首先对人民币问题发难，提出中国应“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由此，拉开了对人民币问题长达3年多的交锋。这场交锋在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舒默修正案》时，达到了高潮。随后就是当年7月，人民币开始汇改，在制度上参考一篮子货币，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人民币汇率进入一个小幅的波动区间。迄今为止，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接近6%。

       从人民币改革一年多情况来看，中国贸易不平衡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仅没有随着汇率升值而改善，反而扩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继2005年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之后，2006年贸易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直逼2000亿美元。这与很多学者此前的预测类似。从传统的理论来看，一国的贸易状况不可避免受到汇率调整的影响，例如，广场协议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则需要具体分析，三个因素决定了汇率变动很难对目前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现阶段，东亚产业链已经形成，中国成为这个链条上的最末的一个节点，在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占了外贸半壁江山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影响就大大削弱了。其次，贸易不平衡是长期以来出口导向政策的一个结果，除了汇率政策以外，出口退税政策、引资政策等无一例外对出口产生作用，仅仅调整汇率可能不能扭转目前整体性的出口导向政策。第三，也是非常关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敏感产品进口的诸多限制，也是中国贸易失衡的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早已是老生常谈，被许多学者所提起，但美国等国家却视而不见，频频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这并非美国等国家没有意识到现阶段的失衡，在结构上已经与20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在经济层面上，对于美国而言，人民币低估给其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商品，美国人民由此节约了上千亿美金。重估人民币汇率既不能改变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还有可能导致进口品价格升高，有可能带来国内的通胀问题，即使对中国的贸易状况改善了，也可能是逆差转移到东南亚等一些国家。但在潮水般的“中国制造”冲击下，劳工组织、制造业行业协会以及相关研究机构、游说集团的情绪都必须照顾到，尽管这些产品很多都是美国在华的跨国企业生产的，尽管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以中国对韩国、东盟等国换来的。经济总是被政治所左右，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决定了汇率问题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于是，汇率问题被摆上了桌面。

       汇率问题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过快升值可能会使繁荣期提早结束，维持现状又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改革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放宽汇率波动区间，采取小步走方式调整汇率，在目前状况下，是极为正确的对策，部分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在经济层面上，美国并没有达到改善其国际收支失衡的目的，但在政治层面上，国会等群体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安抚。与知识产权谈判一样，美国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经济层面上的利益。于是美国在汇率问题上放松了压力，必然在其他方面有所图，于是有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尽管汇率依旧是议题之一，但已不是焦点，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市场开放是美国此次对话的焦点。除了纳斯达克可以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等实质性的进展之外，中美将建立工作小组进一步讨论服务业开放问题。无疑，通过服务业进入无疑比人民币升值更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汇率问题只是美国施压的一个渠道，是否升值美国并不放在心上。当其找到更好的谈判筹码的时候，汇率问题就先放到一边了。

       当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不断要价的时候，我们必须自问，如何才能在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目前力量对比和美国行事风格情况下，正面的对抗很难占到上风。但美国利益焦点并不一定是中国的关注点，当双方在一个问题上讨价还价的时候，在其他领域，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正如汇率问题，当美国关注于市场准入的时候，按照我们切身利益调整汇率无疑是现阶段优化我们自身收益的有效途径。

       生意就是生意。中国依赖于用商品、劳动获取美国的纸币、财政部的债券，美国也需要这种方式为全世界提供信用，双方都各取所需。对抗、矛盾并不妨碍今天的欢宴。

       如何才能在中美经贸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目前力量对比和美国行事风格情况下，正面的对抗很难占到上风。但美国利益焦点并不一定是中国的关注点，当双方在一个问题上讨价还价的时候，在其他领域，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